1954年5月的日内瓦清晨，莱蒙湖水面反射着晃眼的光点。会场外，乔冠华掸了掸西装衣角，跟在周恩来身后快步而行。身旁的记者小声议论：“中国代表团那个年轻人是谁？”有人答：“乔冠华，写过不少辣手的评论。”那一年，乔冠华43岁，风度翩翩；周恩来56岁，神情从容。后来乔冠华回忆，“在总理身边，一分钟都不敢走神。”也是在那趟出访的间隙，他收到了北京寄来的信——妻子龚澎身体不佳，让他别担心。可他偏偏担心，从那天起，他在会议桌上握钢笔的手心，常冒出细汗。
回国后，他才发现龚澎一直用工作掩饰病痛。1960年代后期，外交部事务堆积如山，她白天翻译文件，夜里整理情报，连走廊的灯都是两个人最后关。1969年底，龚澎抱着卷宗突然蹲下，头疼欲裂，医生说是高血压脑底改变，必须休养。她笑着摆手：“等忙完这批材料再说。”那股不服输的倔劲儿，让同事既佩服又担心。
1970年5月4日晚九点，北京医院急救室红灯长亮。乔冠华守在门口，西装上沾满药味。手术室里，龚澎因脑动脉破裂已深度昏迷。周恩来接到电话后，从人民大会堂赶来。楼道里只有脚步声，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还有希望没有？”值班大夫摇头，灯光下的白褂晃了又晃。周恩来凑到病床前，伸手替她理了理额发，轻声说：“小龚，好好睡，大家都在。”那一刻，乔冠华像没了支柱，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声音嘶哑：“总理，她要是醒不过来，我怎么办？”
5月5日凌晨一点三十分，仪器上的曲线归于平直。护士取下输液管时，乔冠华猛地冲过去，握住龚澎的手，冰凉得像刚出井的水。他哽咽到说不出整句。周恩来扶着他的肩，语气缓而坚定：“冠华同志，你是党员，也是父亲，要坚强些。”这一句“要坚强些”，字字千钧，却没有过多劝慰，因为周恩来明白，过多语言只会加重痛感。
告别仪式定在5月8日。遗体停放室布置得极简，白菊满地。乔冠华几次想站起致辞，又几次哽住。他望着周恩来，希望由总理开口。周恩来只是轻轻点头示意：情到深处，不必言语。仪式结束后，乔冠华对章含之低声说：“以前出差，总觉得她就在三楼办公；现在连灯光都显得生分。”这种掏心窝子的絮语，他从前极少说。
接下来的日子，外交部文件照常送到乔冠华桌前，可茶杯里的水总是凉的。同事怕他触景生情，不敢提“龚司长”。他偏偏把她的照片放在案头，一边批文一边抬头望两眼。有位年轻翻译鼓起勇气问：“乔部长，您要不要换个位置？”他摆手，“不换，这里有她留下的思路。”
7月，周恩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做康复训练，身体已显疲态。乔冠华请示汇报南亚事务，谈完正事，站在池边犹豫半晌，终究没忍住：“总理，我还是常做噩梦。”周恩来用毛巾擦髪，没有抬头：“噩梦会醒的，工作不能停。”短短一句，把情绪截断，让乔冠华重新把注意力拉回谈判稿件。后来有人评价，周恩来对下属的关怀，更像是推一把，而不是拉一把。
1971年秋，中国代表团首次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演讲稿上最后一句“世界需要新的平衡”出自乔冠华之手，却少有人知道，他在正文背面写了六个小字：今日无龚同听。会议休息时，乔冠华对基辛格半开玩笑：“您刚才那段话，如果我爱人听见，一定挑出三个逻辑漏洞。”基辛格笑，“遗憾的是我无缘聆听。”一句寒暄，倒将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化开几分。
时间推到1974年9月。周恩来患病住院，乔冠华从纽约连夜飞回北京，把一袋夏威夷果和一盒无盐苏打饼干交给医护：“总理胃口不好，这两样不刺激。”周恩来见礼物时只说：“我收下，因为这是慰问病人。”外人不知道，他们之间在纪律与情感之间，常常用一句半句完成默契。
1976年1月8日凌晨，电话铃声划破寂静。乔冠华接起后沉默许久。章含之问：“是总理？”他点头，声音轻得像纸碎：“去世了。”两天后，八宝山人潮汹涌。灵车抵达时，他冲到最前面，用双臂护住灵柩。旁人劝他节哀，他没有回头，只一句：“让我当他的子女吧。”曾经的周到与分寸，瞬间被痛楚击碎。
治丧结束，乔冠华在办公室放了一本新笔记。他第一页写：“工作继续，情分长存。”有同志劝他别再深夜伏案，他笑说：“总理当年嘱咐我，读文件永远要比别人快半拍，我记得呢。”十年后回看，很多人惊叹他能从巨大的丧失中迅速投入谈判，可若翻开那本笔记，就会看到斜插的几朵干菊花，纸色已黄。他用自己的方式，和两位最重要的人对话：一位是爱人，一位是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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