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十二岁的俊浩被冻醒了。不是被闹钟，也不是被母亲叫醒，而是被肚子里空荡荡的感觉和刺骨的寒冷唤醒。他蜷缩在薄得像纸的棉被里，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数着天花板上漏水的节奏——滴答、滴答，像时间在叹息。
今天是平壤最冷的一天，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二度。
俊浩轻手轻脚地爬起来，生怕吵醒睡在旁边的妹妹。她的小脸在睡梦中皱着眉头，可能是梦见了食物——俊浩经常做这样的梦。
厨房里，母亲正盯着空空如也的米缸发呆。配给粮已经吃完三天了，下一次发放还要等四天。她转身看见俊浩，勉强笑了笑：“去学校吧，午餐有饭吃。”
俊浩点点头，把旧书包甩到肩上。他知道学校的午餐是什么：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加上几片腌萝卜。但即便如此，那也是他一天中唯一的热食。
走在冻得硬邦邦的街道上，俊浩看见几个老人蜷缩在墙角，面前摆着几根冻胡萝卜或几个干瘪的苹果。这是平壤冬天的常见景象——人们把家里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拿出来交换，为了活下去。
一个老妇人拉住俊浩的衣角，声音颤抖：“孩子，要手套吗？我自己织的。”她手里是一双灰色的毛线手套，大拇指处已经磨破了。俊浩摇摇头，快步走开。他口袋里只有一张皱巴巴的500朝元纸币，那是全家一周的“应急资金”，相当于黑市上的1.5元人民币。
教室里没有暖气，学生们都穿着厚重的外套上课。俊浩坐在第三排，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旁边的同学递过来半块饼干，俊浩摇摇头——他知道那个同学也一样饿。
这所学校有三百名学生，据老师说，去年有十二人因为营养不良退学了。俊浩最好的朋友成民就是其中之一。成民的父亲在工厂事故中去世，母亲靠洗衣维生，一个月前，成民告诉俊浩：“我要去乡下了，外婆说那里至少能找到野菜。”
俊浩再也没见过他。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老师在讲百分比。俊浩望着窗外发呆，想起昨晚父母低声的对话。
“厂里说这个月可能发肉票。”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希望。
“去年也说发，最后只有咸鱼。”母亲的声音平静而疲惫。
“这次不一样，说是为了庆祝...”
声音越来越小，俊浩假装睡着了。在朝鲜，即使是孩子也懂得，有些事情听到了要装作没听到。
俊浩的父亲在平壤纺织厂工作，是八级技工——这在朝鲜工人体系中是较高的级别。他的月工资是7000朝元，按官方汇率约合49元人民币，但按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2.5公斤猪肉。
昨天父亲回家时，脸上有一种奇异的光彩。他把俊浩拉到一边，神秘地从工作服内袋掏出一个小纸包。
“看。”他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块深红色的东西，大约有俊浩的拳头大小。
“肉？”俊浩几乎不敢相信。
父亲点点头，眼睛发亮：“厂里奖励优秀工人的，我们有三个月没吃肉了。”
这块肉成了全家人的宝藏。母亲计划着：一半今天吃，一半留着过冬。妹妹围着肉转圈，小手指轻轻碰了碰，又赶紧缩回来，好像怕它会消失。
但在俊浩上床后，他听到了真相。
“你是用那枚勋章换的，对吧？”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像刀一样锋利。
沉默。
“那是你父亲留下的唯一东西...”
“孩子们需要营养。”父亲打断她，“勋章不能吃。”
俊浩把脸埋进枕头，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愧。他知道那枚勋章——爷爷在战争中获得的金日成勋章，是父亲最珍视的传家宝。
黑市上的交易
为了这块肉，父亲需要去黑市买一些配菜。在朝鲜，即使有了肉，要做出像样的一餐也需要很多其他东西：油、盐、辣椒、大蒜...这些在国营商店要么缺货，要么需要特殊票证。
下午放学后，俊浩跟着父亲来到“统一市场”。这是一个半地下的交易场所，人们在这里交换着从中国走私来的商品、自家种植的蔬菜、工厂里偷偷带出的零件。
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气味：腐烂蔬菜的酸味、劣质烟草的刺鼻味、偶尔飘过的熟食香味。商贩们警惕地看着每个路人，交易在低声和快速的动作中完成。
父亲在一个摊位前停下，摊主是个独眼老人。
“豆油，多少钱？”
老人伸出三根手指：“三千。”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
父亲犹豫了。俊浩看见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那里应该装着全家这个月剩余的钱。最终，父亲摇了摇头，转身离开。
“我们可以不用油，”他对俊浩说，更像是安慰自己，“用水煮也很好吃。”
回家的路上，父亲在另一个摊位用500朝元买了两头大蒜和一小袋盐。卖盐的女人用旧报纸仔细包好，低声说：“中国盐，比本地的咸。”
那晚，俊浩家的厨房飘出了久违的肉香。
母亲将那块珍贵的猪肉切成薄如纸的二十片。五片用来炼油——当肥肉在铁锅里吱吱作响，融化成透明的液体时，全家人都围在炉边，深深呼吸着那浓郁的香气。
炼油剩下的油渣被撒上一点点盐，成为俊浩和妹妹的零食。他们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让那一点点油香在口中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
剩余的肉片和土豆、白菜一起煮汤。母亲小心地撇去浮沫，每一片肉都被精心对待，仿佛它们不是食物，而是易碎的工艺品。
当全家人围坐在矮桌前时，房间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碗汤，里面漂浮着两三片肉和一些蔬菜。妹妹数着自己碗里的肉片：“一、二、三...爸爸，我有三片！”
父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展开的扇子：“吃吧，都吃吧。”
俊浩夹起一片肉，放进嘴里慢慢咀嚼。肉很硬，需要用力咀嚼，但那股久违的蛋白质香气让他几乎流泪。他记不起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去年春节，也可能更久。
母亲没有立即吃，而是看着孩子们，脸上有一种复杂的表情：欣慰、心疼、担忧。俊浩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一顿之后，下次吃肉会是什么时候？
夜里，妹妹突然发起了高烧。
起初只是咳嗽，后来体温迅速升高，小脸烧得通红。母亲用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但效果甚微。父亲翻箱倒柜找药，只找到半瓶过期的退烧药。
“去医院吧。”母亲的声音里带着恐慌。
父亲摇摇头：“医院现在没有药，要去也只能开处方，然后自己找药。”
在朝鲜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常常缺乏基本药品，患者需要自己购买或通过关系获取药物。这对俊浩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凌晨两点，妹妹开始说胡话。母亲紧紧抱着她，眼泪无声地滑落。父亲在房间里踱步，然后突然停下，看着厨房的方向。
俊浩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块剩下的一半猪肉。
“不行。”母亲似乎读懂了丈夫的心思，“那是我们...”
“孩子更重要。”父亲打断她，声音坚决。
他走向厨房，拿出那半块用油纸仔细包好的猪肉。在昏暗的灯光下，那块肉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沉重。
父亲带着肉消失在夜色中。俊浩坐在妹妹床边，看着她痛苦的睡脸，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贫穷的含义：贫穷不是没有钱，而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你唯一能拿出来的东西，是一块本应滋养家人的肉。
一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小瓶药和几支注射剂。
“换的，”他简单地说，“医生家的女儿要结婚。”
母亲接过药，手在颤抖。她给妹妹服下药，又请邻居帮忙注射——在朝鲜，很多简单的医疗操作由非专业人员进行，因为医院资源有限。
黎明时分，妹妹的体温开始下降。她沉沉地睡去，呼吸变得平稳。母亲瘫坐在椅子上，一夜之间似乎老了十岁。
厨房里，父亲看着空荡荡的桌子，那里曾经放着半块能带给家人幸福的猪肉。现在只剩下油纸，上面还残留着一点油迹。他拿起油纸，闻了闻，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
“会有办法的。”他对走进厨房的俊浩说，但不知道是在安慰儿子，还是在安慰自己。
俊浩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情感。他感到悲伤，因为那块肉没了；但也感到温暖，因为家人还在。在朝鲜，也许这两者总是相伴而行。
一周后，妹妹完全康复了。她又变得活泼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跑来跑去，唱着从学校学来的歌。
崔奶奶的侄子真的带来了中国面粉——五公斤，这在黑市上价值相当于父亲两个月的工资。作为回报，父亲答应帮崔奶奶修理漏雨的屋顶。
母亲用一部分面粉做了面条，剩下的仔细收好，计划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可以做馒头当早餐，可以做饼当午餐，如果节省的话，这些面粉可以支撑全家近一个月。
夜晚，当俊浩躺在床上时，他回想这几天的经历。失去肉的痛苦，妹妹生病的恐惧，邻居帮助的温暖，以及面粉带来的希望。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十二岁冬天最深刻的记忆。
在朝鲜，生活就是这样：一点点失去，一点点得到；深深的绝望，微微的希望。人们在这之间寻找平衡，寻找继续前进的理由。
窗外的风依然呼啸，但俊浩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他知道明天早上可能还是没有早餐，学校的午餐可能还是稀粥，冬天可能还有很漫长。但他也知道了，即使在最寒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仍然有温暖；即使在最饥饿的时候，家人之间仍然有爱。
这就是朝鲜普通人的生活：用微不足道的资源，维持着不可摧毁的人性；用日复一日的坚持，书写着沉默而坚韧的生存史诗。
当第一缕晨光照进房间时，俊浩起床了。他看了看还在睡梦中的妹妹，轻轻为她掖好被角。厨房里，母亲已经开始准备早餐——今天，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用中国面粉做的小馒头。
父亲站在门口，准备去上班。他看见俊浩，笑了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没有说什么，但俊浩懂那个笑容的意思：坚持下去，一天一天，我们会活下去。
在平壤，在朝鲜，在这片神秘而封闭的土地上，千万个普通家庭正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他们的冬天，度过他们一年收入四百元的生活。
寒风依然刺骨，但太阳升起来了，带来一点点温度，带来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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