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当平壤还沉在十二月最深的黑暗里，朴顺伊已经推开了那扇漏风的铁皮门。寒气像看不见的刀子，瞬间割透了三层旧衣服。她紧了紧头上那顶褪色的军帽——丈夫十年前在军队服役时留下的，帽檐已经磨出了毛边。门前停着她的“工具”：一辆手推车，三把竹扫帚，一把铁锹。车斗里结着一层薄冰。
从大同区到普通江区，三点五公里的清扫路段，朴顺伊已经走了十五年。她的月薪是三万八千朝鲜元，按黑市汇率，约等于二百八十元人民币。这是平壤最基础的工资，但她说：“扫大街干净，心里干净。”
第一帚扫下去时，整个平壤还在沉睡。只有主体思想塔顶端的红星彻夜亮着，红光在霜雾中晕染开来，像冻僵的天空渗出的血。朴顺伊的扫帚划过路面，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这是平壤每天最早的声音。
她的路段经过两个重要单位：科学院宿舍和第一百货商店后巷。前者住着这个国家的脑力精英，后者则是物质流通的隐秘通道。每天清晨，她都能从垃圾里读出这座城市的秘密：科学院宿舍的垃圾桶常有印着外文的包装纸；商店后巷则能扫出各种食物残渣——有时候甚至是半块饼干，或一截风干的香肠。
今天，她在百货商店后门发现了一小块猪油渣，已经冻硬了，沾着灰尘。朴顺伊用铁锹小心地铲起来，没有扔进垃圾车，而是放进随身带的铁皮盒里。油渣可以回家炼油，炼过的油渣还能拌在玉米饭里增味。在朝鲜，没有什么是真正该丢弃的。
五点十分，她扫到金日成广场边缘。巨大的石板地面在黎明前的微光中泛着青灰色，像冻结的湖面。她想起七年前的那个清晨，她作为模范清洁工在这里接受表彰。当时她戴着大红花，接过奖状，激动得整夜没睡。奖状现在还贴在家里的墙上，旁边是儿子的小学奖状。但红花早就蔫了，被她小心地夹在《劳动新闻》合订本里——纸可以引火。
六点半，天色开始泛白。朴顺伊完成了第一遍普扫，坐在手推车把上休息。她从怀里掏出铝饭盒，里面是昨晚的玉米饭，已经冻成一整块。她就着温水啃饭团，眼睛望着渐亮的街道。
远处有车灯亮起——那是接送高级干部的车队。车辆驶过她刚扫净的路面，卷起细微的尘土。朴顺伊并不恼怒，她早就习惯了：扫净，弄脏，再扫净。这是她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国家许多人的生存状态。
七点整，配给站开门了。朴顺伊今天的配额是：玉米面三公斤，土豆两公斤，盐二百克。没有肉类——肉类的配给要等节日。负责分发的是个年轻姑娘，军装穿得笔挺，递过袋子时手指几乎没有触碰朴顺伊的手。
“顺伊阿姨，”姑娘突然压低声音，“听说明天市场可能来冻鱼。”
朴顺伊点点头，没多问。她知道“可能”的意思：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她能买到，也许轮不到她；也许价格她能承受，也许只能看看。在朝鲜，大多数信息都停留在“可能”状态，需要每个人用经验去解码。
回家的路上，她绕道去了自由市场。天虽早，市场已经有人了。肉摊前围着几个人，沉默地看着摊主分割半扇冻猪。猪肉表面结着粉红色的冰晶，在晨光中闪着微弱的光泽。
“多少钱？”有人问。
摊主伸出两根手指，又加一根：“两万三一公斤。”
围观的人陆续散去。朴顺伊也离开了，但她记住了那个价格：两万三，相当于她大半个月工资。她想起儿子基哲——孩子今年十六岁，个子蹿得快，裤腿总是短一截。上次体育课晕倒，医生说需要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朴顺伊在心里重复这个词。在她看来，所有营养最终都可以换算成钱，而钱永远不够。
上午八点，朴顺伊开始第二遍精细清扫。这时平壤已经醒了，街道上有了行人。她扫得格外仔细，因为可能会有检查。
朝鲜的街道清洁度是政治问题。她的班长常说：“我们扫的不只是垃圾，更是国家的脸面。”为此，她们被要求不能使用大扫帚扬起灰尘，必须用细竹帚贴着地面扫；落叶要分类收集，可堆肥的送去农场，不可堆肥的才焚烧；发现可疑物品要立即报告——曾经有清洁工在垃圾桶发现外国宣传品，立功受了奖。
朴顺伊从未发现过可疑物品。她最常见的“可疑物”是孩子们丢失的手套、人们不小心掉落的粮票、偶尔出现的硬币。手套她会挂在显眼处，粮票交到居委会，硬币攒起来——攒够一定数量可以去商店换针线或肥皂。
今天她在下水道口发现了一张照片。捡起来看，是一家三口的合影，背景是万景台。照片已经泡软了，人脸模糊，但能看出是在笑。朴顺伊小心地把照片晾在推车把上，等下班送去居委会。她知道丢失照片的人会着急——在朝鲜，家庭照片是重要的财产。
十点钟，她扫到科学家大街附近。这里的路面更干净，行道树修剪整齐，楼房的阳台统一摆放着盆花（冬天是塑料的）。偶尔有穿呢子大衣的人走过，手里提着印有外文字样的袋子。朴顺伊低头扫地，不去看他们。这是她的生存智慧：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想的不想。
但有时候，思想会自己冒出来。比如现在，她看着科学家大街光洁的窗户，突然想起自己家的窗——玻璃裂了缝，用胶布贴着，冬天会结厚厚的冰花。儿子基哲喜欢在冰花上画画，画太阳，画小鸟，画他从课本上看来的长颈鹿。
“妈，为什么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
“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
“那我们为什么不吃高处的树叶？”
“因为我们是人，人吃粮食。”
这段对话发生在三年前。现在基哲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他长大了，开始明白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有些差距不需要解释。
中午，朴顺伊回家吃饭。她的家在大同江边一片老居民区，五十年代建的筒子楼，三层，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坏了三个月，她摸黑上楼，脚步踏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心跳。
家里比外面暖和一点——炉子里压着煤矸石，正发出微弱的热量。丈夫李哲在机械厂上夜班，此刻正在睡觉。儿子基哲去上学了，桌上留着一张字条：“妈，学校要收冬季取暖费，每人五百朝元。”
朴顺伊看着字条，又看看炉子里将熄未熄的火。五百朝元，对她来说不是小数目。她今天的配给玉米面，黑市价大约值一千朝元，如果卖掉一半，可以交取暖费，但那就意味着家人要少吃。
她打开铁皮盒，取出早上捡的油渣，放进小铁锅。油渣在锅底慢慢融化，渗出浑浊的油，散发出贫困生活中珍贵的荤腥气。她用筷子小心地翻动，直到油渣变成金黄色，捞出，油倒进陶瓷罐——这是接下来一个月炒菜的全部油量。
午餐是玉米饭配油渣和泡菜。她吃得很慢，计算着：油渣还剩十二小块，可以吃四天，每天三块；油大约二百毫升，每天用七毫升，可以坚持将近一个月。这些计算她从不写在纸上，全在脑子里，精确到克，精确到毫升。
下午一点，她回到街上。这时阳光最好，但温度仍然在零下五度左右。她的手生了冻疮，握扫帚时钻心地痒痛。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痒比痛好，痒说明还活着。”
活着。朴顺伊扫着地，思考这个词的重量。在朝鲜，活着意味着：有配给，有工作，有住处，没有政治问题。她四条都符合，所以她是“活着”的。至于活得好不好——这个问题太奢侈，她从不去想。
傍晚四点，天色开始转暗。朴顺伊完成最后一遍清扫，把垃圾车推到集中点。今天的垃圾里有不少白菜帮子——冬天到了，家家都在做泡菜，最外层的老叶子被丢弃。她挑了些还算新鲜的放进布袋里，可以喂楼下的流浪猫，或者自己煮汤。
回家的路上，她遇到了检查站。两个年轻士兵站在临时搭建的岗亭里，呵着白气。朴顺伊出示通行证——清洁工有在区域内通行的便利，但跨区仍需报备。
“这么晚才下班？”一个士兵问，眼睛扫过她的旧棉衣。
“今天路段检查，多扫了一遍。”朴顺伊平静地回答。
士兵挥挥手放行。她推着空车走过检查站，感到背后的目光。在朝鲜，每个人都生活在注视之下：国家的注视，邻里的注视，自我审查的注视。久了，你会觉得这注视就像冬天的棉衣，虽然沉重，但脱掉会更冷。
到家时，丈夫已经起床准备去上夜班。两人在狭小的厨房里交错而过，像精密仪器里的两个齿轮。
“今天怎么样？”
“正常。”
“基哲的取暖费……”
“我有办法。”
对话简洁得像电报。十五年婚姻，他们学会了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信息。李哲穿上工装——和朴顺伊的清洁工服一样，是深蓝色的，只不过他的袖子上多了一道表示技术工人的红杠。这道红杠让他每月多挣两千朝元，但代价是听力受损（车床噪声）和肺里积尘。
丈夫出门后，家里安静下来。朴顺伊点燃煤油灯——电要省着用，晚上学习时间才开灯。她在灯下补儿子磨破的裤子，一针一线，缝得很密。针脚不仅是为了结实，更是为了美观：即便贫穷，也要保持体面。这是她从小受到的教育。
窗外，平壤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科学家大街的窗户温暖明亮，近处老居民区的灯光昏黄稀疏。朴顺伊抬头看了一眼，继续低头缝补。她知道，有些光明不属于她，就像她知道猪肉的价格她承担不起。但手中的裤子是属于她的，儿子的体温是属于她的，明天清晨扫帚划过路面的声音也是属于她的。
夜里十点，供暖停止了。朴顺伊给儿子掖好被角，自己躺在冰凉的炕上。她听着窗外的风声，想着明天的工作，想着猪肉的价格，想着取暖费，想着灰尘的去向。这些思绪像灰尘一样在她脑海里飞舞，最后慢慢沉降，化作睡意。
凌晨三点五十分，闹钟会再次响起。朴顺伊会起身，穿上那件旧军帽磨破的棉衣，推起她的手推车，走进平壤黎明的黑暗里。那时主体思想塔的红星还亮着，整个城市还在沉睡，只有她的扫帚划过路面：
沙——沙——沙——
像时间的秒针，像生命的脉搏，像这个国家最底层、最顽固、最不肯停歇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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