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洞桥血色：一场搅动东北棋局的隐秘刺杀|三洞桥血色|东北军|东北棋局|关东军|军部|张学良|郭松龄

1928年6月4日清晨，一趟专列拖着长长的白烟，沿着京奉铁路线缓缓驶近沈阳市区。列车经过皇姑屯附近三洞桥时，车外突然爆发一声巨响，立刻铁石飞迸、火光冲天。数节车厢被掀起脱轨，车身钢梁扭曲如麻花，破碎的侧板、玻璃等杂物散落遍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身受重伤，数小时后不治而逝；专程登车迎接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当场身亡。

时年27岁的张学良秘密潜回奉天，在东北军元老张作相等人支持下，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接替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核心地位。东北的历史进程由此发生重大转折，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连锁反应。

一是日本方面态度遮掩，妄图嫁祸甩锅。

当时，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地方派系，发动对奉系张作霖的“二次北伐”。奉系军队在江苏、山东、河北战场接连失利，张作霖被迫通电全国，宣布退回关外。出发前，张作霖接到部下的密报，称沈阳老道口附近的日军有所异动，虽因此调整了启程时间，但并未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

事件发生次日，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发文，张作霖专列遭“南军便衣队”投掷炸弹袭击。与此同时，驻奉天总领事等人多次以 “探病”“吊唁” 为名登门，既打探张作霖生死和东北军动向，又竭力掩饰其作为幕后黑手的真相。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想把水搅得更浑，嫁祸给南方国民革命军，以坐收渔翁之利。

这起事件的主谋实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他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供认策划了策划细节；同时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还有其他战犯的证词佐证，但日本官方始终拒绝正式承认这一罪行。如今，皇姑屯铁路旁边的草地上，一块标注着“皇姑屯事件发生地”的石碑，还在默默诉说着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

二是日本高层政局动荡，军部势力膨胀。

由于张作霖多次推拖日本“解决满蒙诸悬案”等无理要求，日本方面把他当作侵占东北的障碍。但对于中国东北以及张作霖采取何种对策，日本高层内部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首相田中义一主导的内阁主张渐进式蚕食，1927年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并发布《对华政策纲领》，企图以五条铁路借款为筹码逼迫张作霖就范；而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则态度激进，主张直接对东北军强制缴械，彻底掌控东北。

由于田中义一拒绝了军部的激进计划，关东军在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参谋长斋藤恒等人授意下，私自决定谋杀张作霖，意图打乱东北军指挥系统，伺机全面占领东北，河本大作具体负责密谋策划了整个刺杀行动。

事件曝光后，国际社会舆论哗然，田中义一听到消息后惊怒不已，裕仁天皇迫于外界压力指令他彻查此事。但调查遭到关东军强硬抵制，最终仅解除了事件主谋河本大作的军职，转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理事而草草收场。

日本内阁同时受到“反军派”政客和陆军方面的双重指责，田中义一两头受气、进退维谷，被迫向天皇辞去首相职务。军部势力由此进一步抬头，少壮派军官逐渐掌握政治话语权，推动日本加速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

三是中国南北趋向统一，东北易帜落幕。

作为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核心，东北军原本与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分立状态。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为在军阀混战中立足，一方面借助日本势力发展工业和军事，另一方面努力维护东北主权。东北军与南方派系时战时和的复杂关系，也让日本认为其“阳奉阴违”、难以驾驭，最终痛下杀手。

张作霖之死彻底断绝了东北军与日本妥协的可能，而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等地方军阀，国家统一已成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张学良清醒认识到，“东北一隅，不足以抵抗日本一国，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国民政府多次联系张学良，结束国家分裂已经成为双方共识。

日本当局察觉后多次干涉施压，威胁张学良如果与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张学良坚决表态“满洲是中国的”，拒绝接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地降下北洋政府五色旗，换上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四是东北军内部派系分化，隐患悄然埋下。

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按将领出身大致分为三类：以吴俊生、张作相为代表的“老派”，多为张作霖起家时的嫡系元老；以郭松龄为代表的“陆大派”，成员多毕业于国内军事院校，主张军队现代化；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核心成员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掌控多项核心职权。张作霖去世后，权力核心更迭引发派系关系重新洗牌。

“老派”中，吴俊生与张作霖一同遇难，其余元老或年事已高、或因病隐退，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张作相则成为张学良主政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其为总司令时坚辞不就，全力促成张学良接班。“陆大派”因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元气大伤，旧部多依附于张学良，积极支持军队改革与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