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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一条新闻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九十五岁的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本该是一件叶落归根、甚至值得庆祝的科学界大事，但在网络的评论区里，却充斥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戾气。
有人说他这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回来享受高干病房的；有人说他年轻时如果不爱国，老了回来就是为了养老金；还有人拿他和邓稼先、钱学森做对比，说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言论像一把把尖刀，刺向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一个在美国生活优渥、早已功成名就的诺贝尔奖得主，真的需要万里迢迢回到中国来“蹭”那点养老待遇吗？美国的医疗水平和对富人的服务体系，难道不比国内更适合“养老”？如果仅仅是为了找个地方埋骨，大洋彼岸难道就没有青山绿水？
事情的真相，往往被情绪化的泡沫所掩盖。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二零一七年那个改国籍的动作，却选择性地忽略了在此之前的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这个老人到底在干什么。
早在二零零三年，杨振宁就已经定居北京。而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为清华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四处奔波。这二十年间，他干的事情，如果非要用大白话来总结，那就是三个词：掏家底、卖面子、拉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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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先说这“掏家底”。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内的科研环境和经费，跟今天那是没法比的。清华大学想搞个像样的高等研究中心，缺钱，缺大钱。这时候，杨振宁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房产给卖了。
那不是一笔小钱，加上他大半辈子的积蓄，一共凑了四百万美金，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在那个年代，四百万美金是个什么概念？这笔钱几乎是一个顶尖科学家一生的积蓄。很多人说他回国是为了赚钱，可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却是把自己的口袋掏空。
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楼。那时候盖楼的资金也不充裕，杨振宁二话不说，开始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面子”去化缘。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也是世界级的数学家、后来被称为“量化投资之王”的詹姆斯西蒙斯。
杨振宁就凭着这张老脸，硬是让西蒙斯给清华捐了一栋楼。这栋楼后来被命名为“陈赛蒙斯楼”，至今还矗立在清华园里，成为了无数理科生向往的圣地。
这就是杨振宁回国后的“养老”生活？卖房、捐款、求人捐楼，这哪里是养老，这分明是在创业，是在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铺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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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钱，有了楼，最关键的还是得有人。
科学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在那个年代，顶尖的华裔科学家大多留在海外，愿意回国的屈指可数。这时候，杨振宁的那张“诺贝尔奖得主”的名片，就成了中国科学界最硬的招牌。
他开始翻遍自己的朋友圈，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写信、甚至登门拜访。他要找的不是普通的研究员，而是那些能改变一个学科走向的领军人物。
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就是被杨振宁给“忽悠”回来的。姚期智是谁？那是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回国，直接让清华的计算机学科一步登天，跻身世界一流。
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张首晟、文小刚，数学家张寿武，密码学家王小云。这些人，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各自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他们愿意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看在杨振宁的面子上，是相信杨振宁描绘的中国科学的未来。
杨振宁不仅自己回来了，他还带回来了一支“特种部队”。这支队伍在理论物理、计算机科学、密码学等领域，硬生生地把中国的科研水平拽到了世界前沿。
如果不算这些，单说杨振宁在清华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这事儿，又有几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能做到？他不是在作秀，他是在用自己最后的时间，试图为中国培养出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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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肯定还有人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那为什么五十年代他不回来？钱学森、邓稼先都能冲破阻力回来造原子弹，他杨振宁为什么就躲在美国享清福？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也是一个关于“理论”与“应用”的专业误区。
我们必须承认，那个年代，国家最缺的是什么？是能立马造出枪炮、导弹、原子弹的硬家伙。钱学森是搞空气动力学的，邓稼先是搞核物理工程的，他们的专业属于“实验物理”和“工程物理”，回来就能直接上手造武器，就能让新中国挺直腰杆。
而杨振宁呢？他是搞“理论物理”的。他的研究领域是宇称不守恒、杨-米尔斯场论。说得直白点，这些东西在当时那个连饭都吃不饱、工业基础薄弱的年代，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就算回来了，除了去中学教物理，很难在国防工业上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更要命的是，当时美国政府对华裔科学家的管控极严。凡是学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原则上都不允许回国。钱学森当年回国，那是经历了被软禁、被审讯，最后国家用了巨大的外交代价才换回来的。
杨振宁当时的情况也很尴尬，他的岳父一家是国民党的高官，蒋介石那边也一直盯着他，想把他弄到台湾去。他既要防着被美国扣押，又要防着被裹挟到台湾，处境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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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这个决定，成了他一生的争议点，也成了他父亲杨武之至死都无法释怀的心结。
杨武之是一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和邓稼先的父亲是世交。看着老友的儿子回国报效，自己的儿子却成了美国人，这种痛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杨振宁后来回忆说，父亲虽然没有跟他断绝关系，但那种失望的眼神，让他一辈子都感到内疚。
但杨振宁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的迂回。
一九七一年，美国刚刚放宽了公民出境的限制，杨振宁立刻就申请回国。他是美籍华裔科学家中，第一个回到新中国访问的。
那一次回来，他看到的国内科研环境让他心凉了半截。基础研究几乎停滞，很多科学家都在干农活。他意识到，这个时候回来定居，不仅做不了研究，甚至可能连自身的学术生命都要终结。
于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报国——做桥梁。
他在美国到处演讲，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美国社会介绍真实的中国，消除误解。在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杨振宁在幕后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一九七二年后中美关系的缓和，杨振宁是有功劳的。
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保护了一批中国科学家，让他们免受更多的政治冲击。这些隐秘的贡献，远比在实验室里做一个实验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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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当九十五岁的杨振宁重新拿回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恐怕不仅仅是落叶归根。
他想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把他在清华建立起来的这座科学大厦，完完整整地交给国家。
那些指责他“精致利己”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一个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他用半个世纪的等待，换来了最后二十年的全力以赴。
他没有在国家最需要造原子弹的时候回来，这是历史的遗憾；但他在国家最需要冲击世界一流科学水平的时候回来了，并且倾其所有，这是时代的幸运。
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何时归来，更要看他归来后做了什么。
杨振宁把毕生的积蓄捐了，把毕生的人脉用了，把毕生的智慧留下了。他带给中国科学界的，不是一个迟暮的老人，而是一个通向未来的梯子。
至于那些网络上的风言风语，对于一位见过宇宙浩瀚、探究过粒子奥秘的老人来说，或许真的轻如鸿毛。
在加入美国籍前，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说过一句话：“我愿意说，我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他用行动把这句话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些盯着他私生活、盯着他国籍变更时间点不放的人，终究只会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声杂音；而杨振宁留给中国科学界的财富，却会像他发现的物理定律一样，长久地运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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