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肆虐的黑网贷，在监管重拳打击下虽大幅收敛，却并未彻底销声匿迹。不少黑网贷平台将阵地转移至印度，试图复制过往暴利模式，然而不仅未能如愿收割，反而深陷坏账泥潭，最终引发新一轮监管整治。
2019年，中国启动针对黑网贷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暴力催收、高额利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严厉管控，给游离在灰色地带的黑网贷戴上“紧箍咒”。
此前遍地开花的数千家小贷公司，因利润空间被大幅挤压、生存空间受限，逐渐退出国内市场。在此背景下，印度凭借庞大的市场空白与宽松的监管环境，成为黑网贷平台的目标。
数据显示，印度拥有14亿人口，传统银行服务覆盖率不足50%，信用卡普及率长期维持在5%左右，仅约1亿张流通量，超13亿人口的小额资金周转需求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满足。
印度银行贷款门槛偏高，对工资流水、完税证明等材料要求严格，而当地大量日结工、非正式就业者难以提供相关证明；不动产抵押要求更让多数底层民众望而却步，这一供需缺口为黑网贷提供了可乘之机。
更为关键的是，此前印度对贷款利率无明确上限规定，印度最高法院曾判决债权人可自由设定利率，法庭不予干预，这一监管空白让黑网贷平台看到了暴利可能。
黑网贷的涌入已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曾报道，普杜切里一名33岁瘫痪男子维克拉玛，为维持生计与治疗借下38万卢比网贷，每月需支付3.8万卢比利息，最终因无力偿还、不堪催收骚扰选择自杀，凸显出无监管约束下黑网贷的破坏性。
中国黑网贷平台试图将国内“无抵押、秒到账、大数据风控”的模式直接复制到印度，认为凭借技术优势可对本土小贷公司形成降维打击。
加之印度央行报告显示银行业不良率仅2.2%，更让这些平台对市场前景充满误判，却忽略该数据仅覆盖正规银行，与下沉市场实际风险脱节。
印度薄弱的信用体系成为黑网贷平台的“致命短板”。在印度，信用资源极度稀缺，甚至成为社会地位与商业资质的象征，部分商铺悬挂“银行合作贷款”标识，以此证明自身经营的正规性。
与之相对的是，信用意识的普遍缺失让违约成为常态，大量借款人借债后拒不归还，形成“凭本事借钱无需偿还”的扭曲认知。
风控技术在印度也遭遇严重挑战。印度Adhaar身份证系统存在诸多漏洞，仅凭邮政编码与性别即可完成验证，地下假证产业链已形成规模。
加密平台上活跃着600多个伪造政府网站，借款人通过手机店、网吧中间商即可低成本办理假证件，伪造证件及生物识别欺诈事件平均每分钟发生12次，导致黑网贷平台风控形同虚设。
多重因素叠加下，涌入印度的中资黑网贷平台坏账率飙升至80%，资金投放后难以回收，多数平台陷入亏损困境。高峰时期有数十家中资网贷公司进入印度市场，最终仅两家勉强维持运营，其余均被迫退出。
为挽回损失，部分平台重拾国内的暴力催收手段，通过非法获取借款人通讯录、相册权限，实施24小时电话轰炸、P图侮辱、亲友骚扰等行为，甚至出现借款未到账即提前催收的极端情况。
暴力催收引发的社会矛盾持续升级，2023年印度知名编剧因不堪黑网贷骚扰自杀事件，将行业乱象推向舆论焦点，倒逼印度政府出手整治。
当年印度封禁94个中资背景贷款APP，2024年累计下架欺诈类贷款APP超2000个，并将黑网贷与加密货币骗局并列，定性为威胁金融安全与公民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中资平台撤离后，印度本土金融科技公司迅速进场填补市场空白，试图抢占小额信贷赛道。印度央行于2025年出台最严监管新规，要求贷款APP完成备案、公开透明计息、禁止非法获取用户隐私、确保贷款资金直达账户，全力规范市场秩序。
但监管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印度民众已习惯“手机点单、秒速到账”的借贷模式，却未建立“借债必还”的信用共识，对借贷主体是否合规、是否需要履约缺乏认知。
另一方面，网贷行业的暴利属性与业务员的放贷KPI考核，促使平台忽视风险疯狂投放资金，坏账高企后仍选择暴力催收手段，重蹈中资平台覆辙，印度巨头Paytm就多次被曝光存在短信轰炸、电话骚扰等催收行为。
印度黑网贷乱象的反复，本质是监管执行力度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双重不足。与中国不同，印度虽逐步完善监管规则，但执行层面存在滞后性与低效性，对诈骗、暴力催收等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足，违约成本过低导致不良行为泛滥。
同时，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健全，信用意识未能广泛普及，短期内难以形成“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良性循环。
中国通过刚性监管与征信体系建设双轮驱动，逐步构建起“借钱必还、违约有代价”的市场共识，这不仅依靠制度约束，更通过常态化监管与严厉惩戒，让守信成为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为防范黑网贷乱象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中国整治到印度遇挫，黑网贷的跨境流动与乱象反复，印证了非法金融业务的危害性与不可持续性。唯有筑牢监管防线、健全信用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此类乱象，保障金融市场稳定与民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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