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初，晨雾笼住赣江，两岸的松林被雾气吞没，只剩战马偶尔嘶鸣。就在这样的清早，毛泽民挎着绑腿、提着帆布包，和妻子钱希均、谭震林一同踏进瑞金叶坪。白沙的业务刚告一段落，他们奉命到中央苏区报到。对钱希均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调动，更是第一次与“革命大家长”毛泽东面对面。
一路颠簸，钱希均心里反复打草稿。此前在上海，她与丈夫分管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资金和交通。日夜穿梭于法租界与闸北的石库门，她见识过暗哨、接头、冲击会场的血性，也亲手把三名稚子安顿进大同稚幼园。那是主席与杨开慧留下的血脉，她替家人悄悄守护。
踏入瓦屋，毛泽东正披着旧呢子衣写材料。见到胞弟一家，他起身笑迎：“远道辛苦，吃口茶。”语气平和，却让紧张的客人们心里一暖。简易木桌上，两盏粗瓷碗，热气直往屋梁上冒。毛泽民放下行李，才说起在上海碰到的险情：印刷所被搜，交通员被捕，多亏及时分散文件才保住网络。主席点头细听，并未插话。
天黑后，灯芯跳动，影子在墙上摇晃。屋中剩下三人，气氛沉静。钱希均翻开随身的小册，压低嗓音：“岸英、岸青、岸龙已经安顿在大同稚幼园，暂时安全。”她补充，地下党已在联系把孩子转送莫斯科，以防日后不测。短促的脚步声在夜色里回荡，毛泽东把茶碗轻轻一放：“娃子的事，还是交给组织，我们此刻腾不出手。”每字平缓，却像锤声落在木案。
这一答复不带情绪，却让屋内不禁沉默。钱希均记得，那盏油灯的光在大哥的脸上跳跃，映出刚毅线条。革命的重负，几乎把私人悲欢压进缝隙。毛泽民深吸口气，没有再提。
翌日正午，警报声突起，又很快消失。临时食堂端出酸菜、南瓜汤、炒鸡蛋。辣味呛得新来的钱希均连连喝水，毛泽东与朱德却大碗就饭。主席夹起一筷子，转身对弟弟笑言：“难得尝到家乡味，辣一点才有劲。”言语轻松，却掩不住通宵不眠后的血丝眼。
有意思的是，闲谈间毛泽东忽问：“希均，你是秋人的妹妹？”话音刚落，屋里安静下来。得知张秋人已于1927年英勇就义，他沉吟片刻，说那位旧识当年在衡阳点燃的学生潮，如今仍在他心里燃着。随口回忆，却胜千言挽联。
在叶坪的日子，钱希均常去帮贺子珍洗衣、磨墨。竹篾房后院，尚未满两岁的“小毛”四处撒欢。主席夜里批文件，“革命战争的胜利”几个大字写到一半，听见儿子跌跌撞撞闯进屋，他抬头拍拍膝盖：“毛毛，给爸爸一个拥抱。”孩子咯咯直笑，抱着父亲脖子不放。那画面柔软，又短暂。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临行前夜，钱希均守在贺子珍身旁。窗外火把如流星，队伍正集结。贺子珍轻声说：“组织不准带孩子，毛毛只能托付给乡亲。”话到此处，一声叹息压在胸口。大幕拉开，亲情被折叠进背囊，留给历史去决定归宿。
翻山越岭，湘江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毛泽东愈加沉稳，谈起家事却愈发简短。1936年春，雪线之上，警卫员回忆，他偶尔望向西北方向出神，然后提笔写下“赤子之心，天地可鉴”八个字，旋即塞回怀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岸英、毛岸青终获机会随远东难童队抵达莫斯科。小兄弟手执木牌，号码是“59、60”。岸英回头望向舟山码头，沉默良久。正是这次离别，让他躲过沪上大轰炸，也将少年岁月抛向漫长异乡。
延安时期，1942年冬至前夕，已经在枣园工作的毛岸英给父亲递上一封俄文家书。翻译念到“愿早日归队，共商抗敌”，主席的手指停在纸上半晌，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起身去煮了一壶浓茶，灯火映得水面微颤。
至于年幼失散的“小毛”，消息始终悬而未决。1945年7月，前方传回可靠情报：赣南一处旧屋发现疑似孩童遗物，但终究没能确认。遗憾像没收口的伤口，被时间层层包裹，却始终隐隐作痛。
1950年10月，毛岸英以苏联归国学生的身份随志愿军入朝。临行之夜，他向父亲敬礼。毛泽东只是拍拍他的肩：“谨慎。”这一声叮咛，重叠了十九年前那句“娃子的事，组织去管”。命运的浪潮翻卷，人们仍要把个人喜悲交付历史。
多年后，钱希均在北京整理回忆录。她写下那盏马灯，写下夜雨中遥远的上海孤儿院，也写下主席的寂寞背影。字里行间，不见豪言壮语，却满是彼时的呼啸风雨与深藏心底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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