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北京外交学院的走廊灯火通明，章含之抱着一摞英文原版书匆匆而行。那时的她只想着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译员，全然料不到八年后一个成语会让自己瞬间心跳加速。

1972年2月，中美接触进入敏感阶段，人民大会堂天天都有外宾。外交部临时通知：英语底子最好的章含之调往大会堂担任辅助翻译。这名三十七岁的女译员既兴奋又紧张，毕竟接待规格更高，任何纰漏都可能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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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国宴流程紧凑，周总理谈笑风生。席间，他在阐释“各司其职”时随口说出“越俎代庖”。成语刚落，章含之脑海却一片空白。意思懂得，可英文等价词瞬间抓不住。心跳声如鼓，她硬着头皮用了略显笼统的 take over another’s duty。现场气氛丝毫未乱，可她清楚翻译得并不漂亮。

宴会散场，周总理在走廊回头招手：“到书房坐坐。”灯光下他并未斥责，只问一句：“想到父亲了吗？”章含之轻轻点头。周总理笑意温和：“抽空多向行老讨教，别嫌烦。”一句话，像钉子钉进心口。

行老，是圈里对章士钊的尊称。1917年《甲寅》杂志以他犀利笔触震动京沪，1930年他在伦敦发表《中国与世界》，毛泽东称其“南北文章第一”。这样的人，对女儿的学问要求自然苛刻。

1949年12月，北平初雪未化，十四岁的章含之与母亲抵京团聚。住处是前海一处矮旧四合院，北风灌窗，上海的霓虹已成回忆。行老却坚持“不登高楼，不扰公帑”，并把《古文观止》塞进女儿枕边。少女满脸抵触，他只是温和要求：每天背两段，晚间背给我听。

火药味很快弥漫。一次争执后，章含之哭喊：“我什么都不学，我要回上海！”行老沉默片刻，却换了打法：让女儿去白俄老太太维拉家学俄语，理由简单——“语言能开门。学成回来教教我。”那年冬天，她在结霜的窗子上写下第一个俄文字母，冷到手指发麻，却发现自己没那么排斥。

1953年，章含之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并旁听俄语课。老师评价：“文章根底厚，语感准。”奠基石来自父亲那一本本硬塞进书包的古籍。可谁想到，多年后她会栽在“越俎代庖”四字上。

宴会后的第二天清晨，章含之翻出父亲批注的《左传》，在“庖人不戒，越俎代之”旁写下 chef、ritual officer、intrude into others’ sphere，反复推敲。她明白，真正难点不在英语，而在古汉语的精微与瞬时转换的胆魄。

2月21日，尼克松抵京。新闻照片里，章含之站在周总理身后神情镇定。外界看见的是流畅同传，不知几天前她刚自我补课到凌晨。

三个月后，行老病重。病榻旁，女儿放慢语速给他读报，他偶尔指出一句译法欠妥。章含之低声应：“下次一定改。”这是父女最后一次谈语言。1973年春，章士钊辞世，享年九十一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抽屉里发现一张便笺：含之好学，望日省己过，毋忘国学根。

翻译不只是双语切换，更是文化迁移。“越俎代庖”如尺，丈量分寸，也校准态度。行老留给女儿的古籍、俄文课本与手抄成语，成为她此后闪耀国际舞台的底气。几十年后，她仍记得人民大会堂顶灯下那句温和要求：多向行老学习，可别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