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3日下午三点，中南海怀仁堂的春节座谈会刚一落幕，人群还未散尽，毛泽东忽然转身问章士钊：“听说溥仪每月只拿一百八十元？”一句话，让会场瞬间安静。毛泽东接着补了一句，“他毕竟当过皇帝嘛，该给的体面要有。”语气平静，却透着关怀。就在当晚，他吩咐秘书从自己稿费里拨出两笔各两千元，其中一笔让章士钊转交末代皇帝，另一笔送给载涛。
时间往回拨十四年。1950年8月，苏联移交的第一批日伪战犯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身形单薄的溥仪亦在其列。监舍里，他第一次听到工人读报声，才知道北平已改名北京。管理所实行的是“讲清事实、认罪悔罪”的方针，白天劳动，夜里学习，吃的是高粱米窝头。对比宫中锦衣玉食，这番日子像从云端跌进尘土，但溥仪很快意识到，这是活下去的唯一出口。
1956年春，载涛携两位妹妹探监。那一幕，抚顺老兵至今回忆仍觉稀奇：末代皇帝在会客室里激动得连声说“谢谢毛主席”。载涛离开前，管理所干部悄悄告诉他：中央领导批示，家里人要常写信鼓励溥仪好好学习。不同于俄国的枪声，新中国选择了耐心改造，这种态度让溥仪心里第一次生出“也许能重来”的念头。
1959年9月，特赦令公布。名单排在首位的就是溥仪。国庆彩旗满城，街头议论沸沸扬扬：皇帝也能被宽恕？毛泽东却在大会堂里对身边人说，“要放就先放他，共产党要拿得出气魄。”年底，溥仪获准到北京植物园当园丁。每月薪水一百八十元，分给他的宿舍只十几平方米，墙上挂着植物解剖示意图；一把旧推剪、一本《新华字典》陪着他度日。有人问他滋味如何，他摆摆手：“能吃饱，能睡稳，已经是恩赐。”
1961年夏天，颐年堂。毛泽东第一次单独召见溥仪。那天北京闷热，电扇吱呀作响。溥仪穿中山装、戴黑框镜，拘谨得不敢抬头。毛泽东递过一杯茶，先问植物园的活儿顺不顺，再问身体可还撑得住。见溥仪局促，他故意一句闲话把气氛带松：“听说你以前最怕辣椒，现在还怕不怕？”溥仪竟笑出了声，紧张立刻散去。临别前，毛泽东叮嘱两句：“先把身子养好，再把旧事写下来。要真，要实。”这一番话，后来成了《我的前半生》的写作总纲。
再说回1964年座谈会后的那一幕。章士钊提着毛泽东的信和两千元现钞敲开了溥仪的门。溥仪先是愣住，随即推拒：“我不比别人更困难，这钱怎能收？”章士钊故意板起脸：“主席的话我可带到了，不收我回去没法交差。”推让几回无果，溥仪只得先接下，转身把钱锁进抽屉，低声念了一句：“党和国家厚恩，惟有努力改造以报。”
钱终于收下，可月薪问题仍待解决。几周后，人事部门下发通知：溥仪工资上调至二百元，同时享受医药补贴。对旁人不过零星数字，对末代皇帝却是态度。有人好奇：为什么是二百而不是更多？老干部给出的解释颇有意思——既要让他过得去，还不能让他脱离普通职工的水准，合情合理。
1964年的那顿春节家宴也值得一提。菜单极简：青椒炒肉末、清蒸鲫鱼、苦瓜、小米粥，外加一瓶红葡萄酒。毛泽东夹起一块青椒放进溥仪碟里：“尝尝辣味。”溥仪吃得直吸气，毛泽东大笑，“北方人也能练出湖南胃。”席间，他不忘揶揄程潜、仇鳌：“当年辛亥革命没客气，把皇帝赶得满城找出路。”众人哄堂。溥仪尴尬却也放松，毕竟在这种玩笑里，他已脱离旧日龙椅，成了可以调侃的“普通人”。
两千元并未改变溥仪的生活轨迹，却让他更坚定继续写作与学习。1964年末，他把稿酬分出一半捐给植物园图书室，另一半添置显微镜。有人说他“作秀”，可熟悉内情的职员都清楚——这是他回报那句“他毕竟是皇帝嘛”的最好方式。
1967年“文革”风起，溥仪再受冲击，被要求到北京医院工作。档案记载：即便在最乱的日子，他仍自觉打扫病房，按时抄写解剖笔记。身边护士问他为何如此，他只答一句：“欠的账多，得慢慢还。”
1970年代初，溥仪病重住进协和医院。护士夜里换药时，常看见他枕边压着一本《毛主席诗词》，内页夹着一张泛黄的收据——那正是1964年章士钊交付的两千元。收据左下角有铅笔字：“不敢忘。”
如果说，特赦给了末代皇帝重新做人机会，那么那两千元，更像一次悄无声息的握手：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溥仪后来对友人感慨，“从前我只知臣民叩首，自从做了人民中的一分子，才懂什么叫活得心安。”握手那端的毛泽东没有再提钱，甚至没再见到溥仪，但那句“他是皇帝嘛”已足够说明，一场历史的卸妆应当体面，也必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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