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济南北郊的战俘收容所里，号角声刚停，就有人在号棚里高喊：“毛润之可是我表兄，朱德是我顶头上司，若说检讨，也该他们先来教训我！”尖刻的语气令门口执勤的士兵愣在寒风中——敢在人民解放军眼皮底下满口“自家人”名头的，除了“口无遮拦”的文强，想来没别人。
片刻之后，济南军区警卫司令肖劲光匆匆赶到。原来，周恩来在审阅俘虏花名册时瞥见“文强”二字，当即拍电报：“把人带来北京，我要见他。”那年，文强四十二岁，头发斑白，手上却仍保留着当年北伐时的老茧。押解的四名警卫把他护送至北平，交至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七十二。
谁是文强？普通读者很可能先想到“重庆打黑”那位同名四川官员。其实眼前这位湖南长沙望城人，才是更早声名在外的“文强”——早年混迹黄埔，北伐时当过团、师两级主官；南昌起义里，他披着八一臂章，是起义军里为数不多的“四期生”。朱德在前敌指挥部讲话，他就靠在木门边记笔记；周恩来给党员重申保密纪律，他举手宣誓入党；林彪那时不过是个营长，见到文强免不了鞠一躬。如此履历在当时的红军里属于“高配”。
然而，南昌起义失利后，文强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他辗转成都，担任川东特委书记，一度管辖二十三县。到一九三一年，刘湘重兵扫荡川东红军，文强被俘。此时的他二十四岁，血气方刚，自述“以挖洞逃脱”。等他回到组织，却被留党察看。四川省委不信任，给的理由是“被捕记录”。文强没忍住脾气，撂下一封信转身就走，对夏曦当年教他的“纪律第一”也顾不上了。失联大半年，革命生涯断档。
命运的岔路口往往出现熟面孔。一九三二年，程潜在南京遇见文强，说了句：“老弟，革命讲机会，跟着国民政府干大事吧。”戴笠随后补刀：“反正两党都要救国，来杭州，我罩你。”几句轻飘飘的劝说，把昔日的红一师政委吸进军统大门。为了洗白，张治中拉了五名黄埔校友联名写证明：文强脱离共产党已六年。国民政府内部办事效率并不低，通缉令很快撤销。戴笠把他安排进“徐州剿总”，职位写得响亮——中将代参谋长。
淮海战役打响时，徐州方面号称“剿共急先锋”，但华东野战军在陈官庄将黄维兵团合围，文强在混乱中成了俘虏。他的手枪被缴，肩章被摘，依旧挺着胸脯，嘴里嘟囔：“打仗嘛，谁输谁赢一时半会儿不好说。”几周后，中央军委公布战犯名单，文强赫然在列。与黄维、杜聿明相比，他军衔不算最高，骨头却最硬。
模范监狱对战犯有固定流程：读政策、讲形势、写悔过。不服管的多，但像文强这样开口就甩“毛泽东表兄”身份的，仍属罕见。监狱长尝试劝说，他摆手：“我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论辈分，毛家七妹是我姑妈。身上背这么多光环，是他们没把我带好。”旁人听来像笑话，学术圈却真有人考证。邵季胜、邓继团查族谱，结果表明：文氏高冲支和杨林冲支虽同祖，分支分得太早，表兄弟一说站不住脚。不过，毛泽覃和文强确实同窗过几年，同学情谊多少算得上“关系不远”。
硬气归硬气，监管人员仍按政策对他做思想教育。文强不肯落笔，却偷偷记下每日见闻——这些内容后来汇成《文强口述自传》手稿。得益于此，外界才看到他的另一副面孔：青年时代曾对“劳苦大众翻身”抱有热情；川东地下党遭重创时，他夜里哭过；黄埔旧友战死，他也失声痛哭。可惜步步走偏，再无回头余地。
一九六○年代，特赦政策已实施多批，文强却因言行激烈迟迟没通过评审。直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司法部才公布“最后一批”名单，文强在列。他离开监狱时，身板还硬朗，对门口值班员说：“这十几年没荒废，书读了不少。”随后被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负责口述近代史材料整理。有人问他当年那句“毛主席是我表哥”还算数不？文强哈哈一笑：“别再提旧账，书都翻篇了。”
后来，他成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间隙，偶尔也与委员们聊黄埔往事、川东游击。一位年长的同志忍不住感慨：“要是当年你没走那条弯路，今天的资历可不止于此。”文强点头，没接话，眼神落在墙上那张八一军旗老照片上，沉默良久。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晨，北京秋雨未停，九十四岁的文强病逝。按照家属遗愿，灵堂布置简单：一束黄菊、一张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两页自传手稿复印件。照片里，他戴着黄埔校徽，神情青涩。手稿首页的句子依稀能辨认：“人生如航，偏离一度，落差千里。”
他在监狱里说过“写悔过书该轮到朱德他们”，这番话让听者皱眉。岁月过去，再重读那段狂言，人们更多看到一个时代的复杂性：理想、背叛、机会、失落，都裹挟在个人选择里。文强的跌宕经历，也提醒后人——道路既选，后果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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