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夏，北京午后微热。周恩来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步伐匆匆地穿过中南海丰泽园的回廊。木门被轻轻叩响，里头传来低沉的应声。周恩来推门而入，将那张黑白照片递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细细端详。照片里的少年的眉眼，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他没急着开口，只是定定看了好一阵，才缓缓吐出一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泽覃。”话音落下，屋里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身旁的林克低声提醒，照片上的男孩名叫朱道来，江西寻乌人，年约十五岁。从养母口中辗转得知，他或许正是长征途中走散的毛岸红，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小毛毛”。
听到“毛毛”二字，毛泽东的眼神微微黯了几分。十八年前，1935年初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贺子珍因负伤留队，襁褓中的毛毛交托给毛泽覃和贺怡。为了分散敌军注意，游击队把孩子折转数省，最终与保姆刘锡福一同失散。自此，孩子的名字只留在几封电文里。
时间再往前推。1933年冬，瑞金塔下寺的灯光昏黄，毛家三兄弟围坐一炉。那场短暂的团聚，成了诀别。毛泽覃第二天踏上南线，不到两年，便在福建长汀壮烈牺牲。毛泽民在远方电台得知噩耗，满面铁青地冲进窑洞，“大哥，三弟……走了！”毛泽东沉默良久，才扶着墙站起，低声嘟囔：“母亲托付，我终究没护住他。”
自那以后，他不谈悲伤，却常在地图旁失神。1950年回韶山，他指着堂屋相框里的那张旧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泽覃胆子比我大，遇事从来不回头。”语气平缓，却掩不住胸口的沉重。
照片再次把记忆拉回眼前。周恩来开口：“江西省方面通过多方核实，认为这孩子符合所有特征。贺子珍同志已在上海见过一面，认定这是她的儿子。”
毛泽东将照片放在桌角，双手交叉，叹了口气。1949年底，贺子珍回北京休养，他只淡淡一句：“孩儿的事，顺其自然吧。”此刻，面对似曾相识的轮廓，他并未急于拍板。
周恩来接着汇报：养母黄月英带来了当年那件剪自女军装的小棉袄。布料的暗绿早已褪色，却完好无损。血型比对结果也相符。最为蹊跷的是，这少年眉宇间居然与毛泽覃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停顿一下，“孩子自己也觉得北京更亲切，说想在这里继续上学。”毛泽东看着窗外的老槐树，片刻后缓缓摇头：“血缘的事不好只凭眼缘。把材料交给组织，还是要慎之又慎。”
此时，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等候在外。毛泽东吩咐：“不论是不是岸红，此子既为革命烽火中失散的孩子，也是党的子弟。先留下他，安排念书，别让他受委屈。”指令下达得干脆，不再犹豫。
就这样，朱道来被送进北京十六中，改名依旧未定。课堂间隙，他常偷偷打量操场西侧那棵老槐，听风吹树叶沙沙响，仿佛在聆听远方父亲的足音。
1955年，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前，到八宝山凭吊全国烈士。行至毛泽覃纪念碑，停步良久。他抬腕看表，示意身边工作人员撤远：“让我跟他唠两句。”寒风中只有一句低沉的呢喃：“三弟，好好歇着。”
1962年，朱道来高中毕业。清华大学选拔新生，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临别前夕，帅孟奇带他去见周恩来。周总理拍拍他的肩，“好好读书，将来国家用得着你。”少年点头，仍未问出口那句埋在心底的疑惑。
1964年秋，国防科委的大楼里，朱道来第一次接触液体火箭发动机实验。高温、轰鸣、汗水，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那年，他十九岁，与当年的毛泽覃牺牲时相比，只差十一载。
同年冬月，毛泽东夜读《史记》，忽见桌角那张旧照片。他把它翻过来，又翻回来，烧好的炭火噼啪作响。他想起在长沙学堂里，十六岁的毛泽覃跟着自己跑步时的模样，那张脸与照片里如同叠影。
有人说，后来的朱道来愈长愈像毛主席。也有人坚持，他其实更像毛泽覃。赞叹声、猜测声，在民间悄悄流传。可在官方档案里，他始终是“革命后代”四个字，既无姓毛，也无姓朱。
1976年初春，周恩来病重。病榻前，他还关心着那批在国防科研系统成长起来的青年。秘书记录下他的嘱托：“他们是战火把我们托付的种子，要护好。”其中，就有朱道来。
岁月流转，很多谜底未必需要揭开。毛泽覃的英名载入了军史，毛岸红的空白仍静静停留在档案馆的封页。那张旧照片却一直被珍藏，角落已微微卷起。
时隔多年，再看当年毛泽覃留给哥哥的那句赠言：“兄长且行，莫念我。”字迹遒劲。历史没有回头路，照片里少年的眼神，却仿佛在黑白之间延续了这段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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