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冬，罗湖口岸对面的霓虹灯第一次在深圳夜空里亮起，一海之隔的香港繁华如昼，宝安县的渔火却依旧零散。就在这片鱼盐之乡的滩涂旁，一场关于“要不要闯”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结论只有一句——“开路”。谁也想不到，六年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会带着这句“开路”二字，南下成为深圳市新任市长。
当时的李灏五十九岁，正和同僚商议下半年全国计划经济会议的材料。8月的一通电话把他从北京的书房里“拎”了出来。调令简单到只有两行字，却让他彻夜难眠——去深圳。朋友们知道消息后，有人劝他“慎重”，有人开玩笑说那是“火山口”，也有老同事悄悄递话：“深圳的政策没人吃得准，小心摔跟头。”李灏淡淡一笑，只说，“组织要我去，我就去。”
中央为何锁定李灏？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翻回到1978年。那年，袁庚提交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刚刚摆到高层案头时，李灏已在国家计委研究“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他的笔下出现过“试办特区”四个字，随后又多次陪同中央领导到南粤调查。经验和魄力，是他被“一锤定音”的关键。
北京的重视超乎寻常。临行前，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都找他单独谈话。邓小平也三次让秘书传话：“我想见见老李，谈谈特区的事。”遗憾的是，李灏正赶赴广东开会、勘察，几条航班的时间都对不上，最终错过。多年后他感慨：“若能当面聆听小平同志的嘱托，也许我在深圳的思路会更清晰。”
1985年9月的深圳，工地塔吊如林，尘土裹着海风扑面而来。李灏进驻市府第一周，只做两件事：下基层、看文件。他把行程排满，20天跑遍关内外，上山、下海、进厂房，连夜记录。“先摸清家底，再谈大计。”这是他对身边年轻助手的第一句话。调研结束，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应运而生，连同一张不大的圆桌，日后成了无数重大决策出炉的见证。
挑战旋即到来。10月，特发公司因内部外汇调剂案被中纪委专案组调查，两名经理被押走。中央法纪面前，地方如何因地制宜？李灏翻阅账本，又召集金融、外贸专家连轴开会，得出一句并不合时宜的评语：“合理但尚未合法。”他拍板：“人放了，制度要改。”十一月，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挂牌，市场作价、阳光操作，由此掀开外汇双轨制改革的缺口。两年后，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发文确认其合法性，这一“先行试水”成为日后全国外汇体制改革的参照。
有意思的是，制度红利刚刚显现，新的难题又冒头——反腐。1985年冬，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访，亲眼见识到蛇口工地的一片繁忙后，他随口问道：“你们的腐败怎么管？”不长一句话，却像一阵冷风吹进会客厅。李灏心里咯噔一下，回以七个字：“有，但还不严重。”但就在当天晚上，他连夜召集常委，提出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反对声顿起，“哪有城市自己设反贪机构？”面对质疑，他跑省里、跑部委，三个月后，监察局挂牌，成为国内首个独立反腐机构。
1988年对深圳而言，像是踩下了油门。土地拍卖、聘任制、企业股份化，接连出炉。最具争议的是证券市场。那年四月，深发展股票在银行柜台低调交易，“20元一股没人要”。可到年底，黑市溢价已飙到百元。李灏敏锐察觉：若无公开、透明的交易场所，资金泡沫会炸锅。于是，他请香港新鸿基做顾问，要求三条：出方案、备法规、训骨干。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手续没批完，窗口先开。有人打电话质疑：“这不是资本主义？”李灏只是抬手：“门开了，路走着看。”
一桩传闻差点把局面搅黄。据说李灏本人靠炒股得利四百多万，“上交党费两百万”。中央来人调查，他拿出银行卡，笑问：“钱在哪？”原来是家里孩子凑钱买了区区两百股。风波过后，深圳出台禁令：处级以上干部暂停买卖股票。李灏在常委会上直言：“我们做裁判，就别下场踢球。”
1991年，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也有各种舆论压力，建设队伍开始外流。此刻，88岁的邓小平南巡。1月19日踏上深圳土地，就提出要先看火车站。写下“深圳”二字后，他意味深长地笑道：“要往前走，别‘靠站’。”次日，他又在莲花山俯瞰特区，称赞“发展快，路子对”。这番肯定，让深圳的工地夜里灯火通明，悬而未决的投资迅速落地。对李灏而言，这是最及时的强心针。
1993年，李灏调离深圳，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离别座谈会上，他提醒继任者：“特区不是优惠的代名词，而是责任的代名词。”2005年，他出任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首任会长，再次强调要“守得住改革阵地”。当年一起奋战的老部下回忆：“李市长批文件，批到凌晨两点常有；对上层政策，他敢请示也敢担当；对新生事物，他有股孩子般的好奇心。”
岁月逝去，帐簿数字早已翻了千百番，可回望1985年那个盛夏，李灏拎着皮箱走进罗湖口岸时的背影，仍被许多老深圳人津津乐道。有人感慨：如果没有那位“敢闯而不怕犯错”的市长，后来的金融街与科技园或许会迟到很多年。更重要的是，他用八年时间证明了一条经验——制度创新需要护航，更需要担当，哪怕前方是无人区，也要有人第一个按下油门，在尘土飞扬中奔出新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