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九月，新疆迪化城中的气氛日益紧张。解放军攻占兰州的消息早已传开，人人都知道，第一野战军正朝玉门关开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忙于筹划和平起义，但有一个重要人物让他十分为难——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
马呈祥的背景特殊，他手握一支精锐骑兵，个人关系更是盘根错节：他既是青海“土皇帝”马步芳的亲外甥，又是马步芳哥哥马步青的女婿。这亲上加亲的关系，把他和马家牢牢绑在一起，成为真正的自家人。因此，当陶峙岳派人劝他和一同走和平道路时，马呈祥常常沉默不语，只是用手摸着腰间佩剑。他心里压着一块大石，比眼前的战与和更为沉重。
这块心病，要从一个月前的一场大战说起。八月二十六日，兰州城破，马步芳的主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迪化后，马呈祥明白，返回青海老家的路已经彻底断了。他率领的这支骑兵原属马步青，一九四五年后才交到他手中，一直驻守新疆。此刻，他们真正成了塞外孤军。
眼下形势日益艰难。迪化城内物资短缺，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几乎买不到东西，部队粮饷即将接济不上。军心也浮动起来：士兵多是甘肃、青海子弟，思乡情切；军官们争论不休，有的主战，有的已暗中和主和派联系。
马呈祥在司令部里，望着墙上那幅西北地图出神。这样一支依赖后方补给、依靠马匹机动的队伍，连老巢都已失去，还能坚持多久？
陶峙岳心里清楚，这支孤军的去向，关系着新疆能否平稳换天。他认为不能再等，马呈祥和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是起义的最大障碍。陶峙岳决定亲自和马呈祥面谈，而且谈了不止一次。
陶峙岳为他仔细分析：全国大局已定，再战没有出路。他甚至出示已投向解放军的张治中发来的密电，劝他们认清形势。马呈祥大多时候只是听，很少说话。直到最后一次谈话，他才吐露实情。他说起十三年前的河西走廊，那时他还是马家军骑兵军官，曾参与围攻红军西路军。那段往事太过沉重。他对陶峙岳说，这笔旧账，那边是不会忘记。
陶峙岳极力保证，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马呈祥听完，最终还是摇头。他不是不相信陶峙岳，而是根本不相信“既往不咎”能轻易落到自己头上。他这一摇头，让和平收编这支骑兵的事，再次陷入难题。
马呈祥不肯点头，是因为他身上有两道解不开的枷锁。第一道是历史旧账。河西走廊之战极其惨烈，成为他心中移不走的大山。他曾私下对亲信说，像他这样背负旧债的人，得不到宽恕。这种从亲身经历中生出的念头，比任何形势分析都更牢固。
第二道是家族锁链。身为马步芳的外甥兼侄女婿，血缘和姻亲的两个方面捆绑，使他个人的道路和马家彻底拴在一起。当时，马步芳父子已从西宁乘飞机逃往香港。作为马家留在西北的最高将领，若他率部调转枪口，在家族中将是天大背叛。他既怕算历史旧账，又怕背背叛家族之名，思来想去，投降这条路，他走不通。
既不能战，又不愿降，局面就此僵持。此时，有人提出一个折中办法。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共同拿出一个方案：“礼送出境”。意思是，不愿起义的高级军官可交出兵权，政府提供便利，送他们经过南疆前往印度。同时，政府将用黄金收购他们的私人动产。
马呈祥立刻抓住这条生路，开始秘密清点家产，把金条、银元逐一装箱。同时，他和陶峙岳办理交接，安排整编骑兵第一师第七旅旅长韩有文暂代指挥，等于把部队交给了起义一方。
马呈祥用行动表明态度，他不阻挡起义，但他必须离开。迪化城里，一些军官家属急忙变卖家当。在马公馆，手下人把一个个沉甸甸的木箱抬上门外等候的卡车。
这条用黄金换来的路，走起来才知艰难。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马呈祥的车队悄悄驶离迪化。队伍包括他的家眷、叶成、罗恕人等八十余人，由卫队护送，分乘吉普车和大卡车向南疆行进。他们带着变卖家产所得的黄金。
就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陶峙岳领衔发出起义通电。
马呈祥一行出发不久便遇到麻烦。行到阿克苏，被当地驻防的整编六十五旅拦下。旅长李祖堂虽是旧识，但其部下却不放行。士兵以长期欠饷为由堵路，僵持中一名军官甚至向叶成开枪，子弹擦身而过，场面险些失控。马呈祥只得出面调解，最后拿出五百两黄金分给士兵，才“买”通道路。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到达喀什后，汽车无法继续前行。他们卖掉车辆，购置骆驼和马匹，准备翻越喀喇昆仑山。这条路极为凶险。行到冰达坂时，遭遇猛烈暴风雪。驮运行李的牲口在冰崖失足，连人带物坠入深谷。紧接着，严寒和缺氧又夺去几名随行人员的生命。
走完这段路时，人马都已筋疲力尽。
千难万险终于出境，但流亡生活并没有带来安稳，而是更深迷茫。从蒲犁出境后，马呈祥一行人最终到达印度。刚喘过气，现实问题便接踵而至。他们持国民党护照，身份是流亡者，行动处处受限。每天开销、各方打点全靠所带黄金，眼看只出不进，心中日益焦虑。
一九五零年，马呈祥得知舅父马步芳已在埃及定居，便辗转投奔。他或许还存着一丝希望，以为这位昔日的“青海王”在海外仍有余力。但到了开罗，见到马步芳，他才明白自己错了。此时的马步芳同样寄人篱下，早年的威风早已消散，身边只剩几名亲戚和老部下，根本无力重振旗鼓。
在开罗的日子表面平静，内里苦闷。马呈祥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往日师长的身份在此毫无意义。他成了寻常闲客，每天往返于住所和咖啡馆，消磨漫长时光。带出的黄金日益减少，家乡的消息时断时续，越来越模糊。投靠亲戚寻求依靠的梦，至此彻底破灭。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马呈祥感到在埃及前途渺茫，最终决定离开。五十年代后期，他迁居台北。国民党当局给予他“澎湖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官”、“国防部参谋本部中将参谋”等头衔，都是安置性闲职，并没有实权。他自己也清楚，骑兵纵横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今他只是旧时代的一个标记。
晚年他住在台北。有老朋友回忆，他曾尝试在院中栽种从西北老家带来的沙枣树苗，但在台北水土不服，树苗蔫萎，最终没有成活。
一九九一年，马呈祥在台北去世。随葬品中包括那把刻有“民国二十四年兰州阅兵纪念”的佩剑。葬礼简朴，送行者多是流落台北的西北老部下，人数不多。
西北戈壁的马蹄尘土，一个家族的兴衰起伏，最终消散于海岛细雨之中。他当年选择携金远走而非战场起义，与其说是对抗时势，不如说是一个被历史旧债和家族重负牢牢束缚之人，在时代巨变前，为自己认定的唯一生路所做的最后挣扎。这条路让他活了下来，却也令他终生漂泊，再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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