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把“文脉”理解为需要被保存的事物：遗址、典籍、文物，或是写进历史教科书里的某个高光时刻。我们隔着玻璃柜凝视它们，如同凝视一枚枚静止的琥珀。
可真正走进城市，你会发现另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存在方式——文脉并不总是静态地躺在过去，它更常以一种并不起眼的方式，嵌入城市的日常运转之中。它藏在一座城的选址逻辑里，藏在水如何被引来、路如何被铺设，也藏在一顿饭的结构、一种技艺的传承、一封家书的去向之中。
洛阳、银川、成都、泉州，当穿行于这四座坐标迥异的城市，正是在那些不断被“使用”的细节里，我们看到文脉得以延续，而不是被封存。
这四座城，如同历史留下的四种生存哲学，也是面对时间长河的四种回答。
洛阳 中原厚土中的“守正”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无疑是“厚重”的。
站在邙山之巅北眺，黄河如带；南望伊阙，两山对峙。这里是伊洛平原的腹心，是华夏先民最早认定的“天下之中”。五千年的时间在这里层层叠加，任何一个切面都足以展开一段漫长叙事。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如年轮般套合在这片土地上。
但这种厚重，不只在于历史碎片的堆砌，而在于朝代更迭间，洛阳始终不变的“守正”意识。从二里头到周公营洛，从明堂天堂到隋唐中轴，洛阳似乎始终在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文明应当如何安放自身？
这种安放，最初是对宇宙秩序的模拟。
走进孟津的龙马负图寺，仿佛能看到中华文明“学步”时的模样。相传伏羲在此依据“河图”推演八卦，这本质上是华夏先民试图将混沌的自然规律，转化为可计算、可理解的数理与方位。这种对“天地法则”的重视，暗合了洛阳城的答案：文明不应是随意的生长，而必须是有规矩、有法度的存在。
漫步于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天堂与明堂比邻相望。前者作为皇家礼佛之所，后者作为政令中枢，二者并置，象征着天人秩序在空间中的投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格局，使权力、信仰与民生在同一尺度中取得平衡。王朝更迭中，天堂明堂如一柄权杖，提醒着洛阳的守望——在乱世中重建秩序，在盛世中传承文脉。
这份“厚重”，有时也足以对抗时间的风化。
沿着洛水南下，龙门石窟如一部石刻的史诗，镌刻着洛阳的信仰与艺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令开凿这些洞窟，而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绵延十余朝。
卢舍那大佛端坐中央，慈眉善目，身后万千菩萨环绕，那细腻的雕工源于魏晋的简朴，却在唐代绽放出丰腴的华美。它不只是佛教的圣地，更是中原文化交融的熔炉。石窟旁的伊水静静流淌，诉说着洛阳如何在异族入侵与王朝兴衰中，守住正统，融合外来，铸就多元却统一的文脉。
洛阳的文脉，不仅在石窟与古殿中脉动，还在日常的烟火中延续。
洛阳水席，便是这厚土孕育的味觉记忆，相传源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席上二十四道菜肴，如流水般一道接一道上桌，冷热荤素交替，汤水贯穿始终。它源于宫廷，却融入民间，体现了中原饮食的平衡之道——不偏不倚，守正中和。前八后八的严格上菜顺序，汤汤水水之间，暗合着“有序而不奢”的传统。
文脉如洛水，绵延不绝，滋养着这片土地的灵魂，让洛阳在时光的洪流中，永葆那份厚重与从容。
银川 在苍茫夹缝中“突围”
与洛阳的厚土中正不同。银川的文脉，是在逼仄环境中被“逼”出来的。
这里是西北的咽喉，风沙频仍，水源珍贵，长期处于农耕与游牧的边缘地带。贺兰山像一道巨大的屏障，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流沙，挡住了寒流，却也挡住了退路。正是在这样的极限条件下，党项人选择在此建都，开启了西夏王朝189年的传奇。
银川的文脉，伴随着关于“突围”的历史。
西夏陵矗立在贺兰山脚下的荒原上，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走进这片陵区，你会惊讶于它的独特：陵台并非中原常见的覆斗状，而是以方形或八角形的基座，向上逐层收分，外砌砖檐，形成“密檐塔” 形态。西夏砖塔与西夏陵，是这种“突围”的直接物证。
陵区尺度宏大，却不事奢华；方形陵城、角台布局，既遵循中原帝陵制度，又保留强烈的民族结构意识。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资源有限、文化夹缝的条件下，迅速搭建起的一套可运作的王朝形态。
西夏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那繁复的笔画间，藏着一个民族试图定义自我的野心；他们改进了印刷术，泥活字的印痕比古登堡早了几个世纪。这一切都在证明：文明的生命力，往往在最贫瘠的土壤里爆发得最猛烈。
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时间，贺兰山岩画记录了另一种生存经验。
在那些黑硬的岩石上，数千年前的游牧先民凿刻下太阳神、狩猎图和人面像。线条粗粝，却充满力量。这些图像记录着狩猎、放牧、舞蹈，它们并未被后来的文明抹去，而是作为底层经验，继续影响着这片土地的生活方式。
在银川，文脉的印迹不算精致，却极其坚韧。
这种坚韧延续到了今天的餐桌与田野。一顿手抓羊肉，食材极其简单，却讲究肉质的本味、分享的顺序与火候的控制。而贺兰山东麓，昔日的戈壁如今已是藤蔓缠绕，葡萄酒庄里醇香四溢。农牧并行的生产方式，让这里的有限资源得到最大利用。
银川的文脉，不是“被保存”下来的，而是自己“撑”下来的。它的存在已是证明——无论环境如何严苛，只要敢于突围，荒原也能长出文明的琥珀。
成都 璀璨神秘的古蜀文化
翻越秦岭，入蜀地，画风骤变。
蜀地的文脉源头，带着一种有别于中原的神秘与瑰丽。在这片被群山环抱的盆地中，古蜀开辟出了一场关于金、玉与丝绸的璀璨梦境。
三星堆博物馆里，那些巨大的的青铜面具，似乎正越过三千年的时空，冷峻地打量着现代世界。青铜神树上栖息的金乌、流光溢彩的金杖、以及薄如蝉翼的金面具——这些器物所展现的，是一个超越了当时中原礼制想象的巅峰文明。这种奇异的审美在成都却不显得割裂，也未被强行纳入单一叙事，而是作为源头，被留在想象之中，化作了蜀地文化中那股天马行空的浪漫底色。
塑造了川蜀文脉“骨骼”的，还有水。
都江堰的理水逻辑，构成了这座城市气质中最坚实的一部分。李冰父子面对桀骜不驯的岷江，没有选择修筑高坝强行截流，而是顺应山川之势，借“鱼嘴”分流、用“宝瓶口”引水。这种“道法自然、不筑而治”的智慧，让成都从此告别饥馑，成就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也使得都江堰成为世界上唯一留存并至今仍在发挥功能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不仅是一处水利设施，更是成都气质的骨架：在顺应自然节律中，获得最长久的生命力。
古蜀文明中对精美、华丽的追求，同样体现在蜀锦当中。在蜀锦织锦博物馆，你能轻而易举地为蜀锦的绮丽所折服。成都之所以在史册中被称为“锦官城”，正是因为这里的文脉中流淌着一种对华丽与秩序的执着。蜀锦的精美，在于它在毫米之间完成的“锦绣万象”：红如流火、青若远山、金如晨曦，千万根丝线通过复杂的提花工艺交织，形成了一种极具立体感的视觉盛宴。
成都的城市性格展现了川蜀文脉中别样的遗世独立：并不急于向外界自证，像一尊被妥善封存的青铜神像，在历史的迷雾中闪烁着幽微而恒久的光芒。
泉州 打破边界 才能拥有世界
走进泉州，文脉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显现出来。
这里的历史，从一开始便与“往来”密不可分。宋元时期，这里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语言与信仰，在海风与商船的往来间中自然叠加。
泉州的文脉，是流动的，是向海而生的。
走进开元寺，你会惊讶地发现，大殿后廊的石柱上竟然雕刻着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而东、西双塔的塔刹又是典型的中国样式。花巷天主教堂的尖顶飞檐与关岳庙的袅袅香火相隔不远。
在泉州，神明是可以做邻居的。闽台缘博物馆与天后宫所承载的，是跨越海峡的文化连续性。妈祖信仰并不因地域而分割，反而在往返中不断强化其凝聚力。这种“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格局，源于一种极度自信的包容。
而德济门遗址与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则提醒人们：城市的繁荣，从来不是封闭系统的产物，只有打破边界，才能拥有世界。
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藏在华侨博物馆和侨批馆里。那里陈列着一封封“侨批”——那是海外游子寄回的汇款与家书的合体。在侨批馆里，文字显得格外克制。汇款金额、家事叮嘱、乡土牵挂，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文献”——它们不被陈列为经典，却真实地支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选择。每一封信，都是一段关于离别、奋斗与责任的家族史。
城市是文脉的载体，文脉是城市的灵魂，二者相互依存，共同诠释着中华大地上灿若繁星的文明印迹。沿着文脉，我们寻找中国城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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