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彼时曹操主力深陷西线泥潭，中原震动、群盗蜂起，东线合肥防务空虚——这是上天赐予东吴的千载良机，亦是孙刘联盟破局曹魏的关键拐点。
可惜，历史上的孙权，选了最烂的一步棋。
我若为孙权，此时绝不会将刀尖对准并肩抗曹的盟友后背，更不会让吕蒙、陆逊耗费心力谋划“白衣渡江”的偷袭闹剧。我会即刻召集这两位当世英才，手指地图上的合肥重镇，下一道破釜沉舟的死令：倾江东全境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强攻合肥！
这才是东吴的唯一出路，更是孙刘联盟存在的核心意义。相较于背刺关羽夺荆州的蝇营狗苟，北伐合肥的战略价值，足以改写整个三国格局。
北伐合肥，是趁势而为的战略妙棋，更是直击曹魏命脉的致命一击。此时曹操所有的注意力、兵力与资源，都被关羽死死牵制在襄樊前线，张辽等名将早已调往西线驰援，合肥守将仅剩平庸的薛悌驻守。这般“敌疲我锐、敌分我合”的窗口期，可谓千载难逢。此时强攻合肥，曹操必将陷入真正的两线作战，首尾难顾、分身乏术。一旦合肥得手，淮南门户彻底洞开，东吴的战略前沿便可从长江北岸推进至淮河沿线，进而威慑徐州、觊觎青豫，从此摆脱一辈子蜷缩长江南岸、沦为“江表水贼”的窘境，真正拥有问鼎中原的资本与底气。
北伐合肥，是巩固孙刘联盟、掌握外交主动的最优路径。攻打合肥，从来不是单纯的东吴拓土，更是实实在在地为关羽北伐牵制东线兵力，为刘备集团分担抗曹压力。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远比背刺盟友的落井下石更有分量。即便最终未能一举攻克合肥，东吴也能以“抗曹功臣”的身份，理直气壮地与刘备谈判荆州归属问题。关羽纵然倨傲，面对东吴实打实的军事支援，态度亦必软化；刘备集团更会将东吴视为最可靠的盟友，孙刘联盟自此根基稳固，足以让曹魏数十年寝食难安。而孙权偏偏亲手砸碎了这份盟约，沦为天下笑柄。
北伐合肥，更是洗刷东吴耻辱、重振军心士气的唯一契机。孙权一生被张辽钉在“孙十万”的耻辱柱上，四次攻打合肥皆铩羽而归，这份阴影不仅是孙权的个人耻辱，更是东吴军队的心理枷锁，是孙权威望的致命裂痕。而219年的此时，正是东吴洗刷这份耻辱的最好时机——张辽远在西线，合肥防务空虚，天时、地利、人和尽在东吴手中。拿下合肥，便能彻底打破东吴军队“攻坚无力”的魔咒，重振军心、凝聚人心，让江东将士真正拥有北伐中原的信心与勇气。
反观孙权历史上的选择——偷袭荆州，简直是一步彻头彻尾的战略自杀，坏到了骨子里。
其一，战略短视，自毁长城。杀关羽、夺荆州，看似赚了三郡之地，实则引火烧身。刘备必然倾全国之力东征报仇，东吴刚刚与曹魏在荆州交锋，转瞬又要与蜀汉决战夷陵。两场恶战下来，东吴兵员损耗、粮草告急，国力大损，即便夷陵惨胜，也只是“惨胜如败”。而北方的曹魏，却得以休养生息，坐看孙刘狗咬狗，坐收渔翁之利。孙权的操作，完美违背了“远交近攻”的争霸之道，主动毁掉潜在盟友，为曹魏消灭自己创造了绝佳机会。
其二，背信弃义，信用破产。争霸天下，信誉远比寸土之地更珍贵。湘水划界的盟约尚在，关羽北伐的紧要关头，孙权却选择背盟偷袭，将政治博弈当成市井无赖的投机赌博。这份背叛，让东吴彻底丧失了天下诸侯的信任。后来诸葛亮执政蜀汉，始终对东吴留一手；魏晋伐吴之时，东吴孤立无援、众叛亲离，根源皆在于此。孙权用一时的地盘，换来了永恒的猜忌，从此东吴再无外交主动权可言。
其三，风气败坏，内患丛生。孙权的选择，给江东文臣武将传递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信号：忠信仁义一文不值，背信弃义、投机偷袭才是捷径。吕蒙、陆逊这般能征善战的旷世英才，本应驰骋在北伐中原、开疆拓土的正面战场，却被培养成了擅长阴谋诡计的“背刺专家”。从此，东吴的朝堂之上，阴鸷短视之风盛行，君臣猜忌、内部争斗不断。这份由创始人埋下的卑劣基因，最终一步步腐蚀了整个东吴政权。
千万别再给孙权找“现实所迫”的借口。他的问题，从来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格局太小”；从来不是“身不由己”，而是“贪小失大”。他的眼里，只有荆州三郡的一寸三分地，看不到淮南乃至中原的万里河山；他的骨子里，从来没有英雄争霸的担当与魄力，只有守着家业的土财主心态，和投机取巧的地痞格局。
孙权赢了荆州，却输掉了整个未来。
他亲手毁掉了诸葛亮《隆中对》的双线抗曹蓝图，亲手让东吴丧失了问鼎中原的唯一机会，亲手将江东政权钉在了“割据苟安”的耻辱柱上。219年的那个抉择，他把一把能够打开中原大门的金钥匙——关羽北伐的绝佳时机，贱卖成了邻居家的几块砖头——荆州三郡，还得意洋洋地以为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历史早已给出判决：自孙权背刺关羽的那一刻起，东吴在道义上已然死亡。往后数十年，江东子弟纵然还有血性，东吴政权纵然还能苟延残喘，也终究只是江淮之间的孤魂野鬼，再也没有掀起大风大浪的底气与资格。
孙刘联盟的破裂，东吴的沉沦，从来都不是必然。只是219年的孙权，终究配不上那份天赐良机，更配不上“英雄”二字。
江东鼠辈，一语中的，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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