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闪离”要返还彩礼吗？典型案例为陋习“立规矩”
最高法明确涉彩礼纠纷裁判标准：购车购房款可按彩礼处理，移风易俗需多方合力
彩礼，作为传统婚恋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长辈对新人的美好期许。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彩礼形式不断翻新，金额持续攀升，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日趋复杂。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针对“先买车再领证”购车款是否属彩礼、“闪婚闪离”彩礼是否应返还等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为纠纷处理提供明确指引，同时彰显了司法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婚恋观的鲜明态度。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覆盖多种争议场景，其中“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购房款是否属于彩礼”这一问题备受关注。司法实践中，彩礼的认定往往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对彩礼的种类、项目界定存在差异。对此，最高法明确裁判原则：应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当地习俗、给付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与接收人等多重事实作出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彩礼后，因返还产生的纠纷适用该规定。这意味着，即便给付的是购车款、购房款等大额款项，只要能够证明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就应认定其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裁判规则处理。
在赵某诉李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中，这一裁判原则得到充分体现。2020年10月，赵某与李某相识恋爱，赵某按当地习俗上门提亲时给付礼金6.6万元。2021年2月，双方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李某承诺在赵某为其购车后办理结婚登记，赵某遂支付15万元购车款。然而同年3月，双方发生争吵后李某独自回娘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恋爱期间，李某曾怀孕并人工流产。赵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6.6万元礼金及15万元购车款。法院审理认为，6.6万元礼金系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彩礼，15万元购车款结合聊天记录等证据，可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给付，亦属彩礼性质。考虑到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共同生活时间短，同时兼顾彩礼实际消耗、李某曾终止妊娠等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驳回了李某关于购车款系赠与的主张。
除了大额款项的性质认定，此次发布的案例还厘清了恋爱期间消费性支出与彩礼的边界。实践中，不少婚恋纠纷中当事人会将日常转账、节日礼品等都主张为彩礼要求返还。对此，最高法明确，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为表达或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均不属于彩礼。这类支出属于情谊行为范畴，不宜由司法调整。在刘某诉张某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刘某与张某网上相识恋爱，共同生活期间刘某多次转账共计31500元（含五笔520元特殊含义转账），张某亦有4500元转账，并为家庭购买用品、为刘某购置衣物等。法院认为，结合双方互有转账、张某的家庭开支及共同生活时间等事实，刘某的转账系用于共同生活开销，不具有彩礼性质，最终驳回其返还请求。
针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能否要求返还彩礼”“闪婚闪离彩礼该如何处理”等热点问题，最高法也通过案例给出明确答案。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并非一律支持彩礼返还。在王某与孙某的纠纷中，王某给付20万元彩礼后，双方举办婚礼并共同生活4年，生育一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法院认为，双方已建立稳定家庭共同体，彩礼已部分用于家庭开支，孙某为养育子女付出较多，若支持返还彩礼对孙某显失公平，故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而对于“闪婚闪离”且无实质共同生活的情况，法院则支持彩礼返还。如郑某与吴某相识3天即登记结婚，吴某接收彩礼后十余天便离开，拒绝共同生活并提出离婚，法院认定吴某的行为实质为借婚姻索取财物，支持了郑某解除婚姻关系并返还全部彩礼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案例中还包含一起以彩礼为名实施诈骗的刑事案件。2021年至2024年期间，卢某以相亲、订婚为名，伙同母亲先后骗取8人财物共计63万余元，另伙同母亲骗取7人财物45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卢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损失。最高法强调，借婚姻索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不仅要承担民事退赔责任，还需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彰显了司法打击婚骗行为、维护婚恋诚信的坚定立场。
在明确裁判标准的同时，此次典型案例的发布也引发了社会对“以彩礼之名行陋习之实”现象的深度思考。为何高额彩礼、借婚索财等陋习屡禁不止？从现实层面看，一方面，部分地区仍存在“彩礼越高越有面子”的攀比心理，将彩礼金额与家庭地位、子女价值绑定，形成“从众式”陋习；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失衡、婚恋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也导致彩礼金额水涨船高，部分家庭甚至将彩礼视为“养老保障”，加剧了索取高额彩礼的现象。此外，传统婚恋观念中“男婚女嫁”的固有认知，以及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诚信缺失，也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施婚骗提供了滋生土壤。
治理彩礼陋习、推动移风易俗，绝非单一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司法、行政、社会等多方面形成合力。从司法层面看，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统一裁判标准，明确彩礼返还的边界和尺度，既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通过裁判引导社会婚恋观，否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为移风易俗提供司法保障。从行政层面看，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规范彩礼金额、简化婚俗流程的指导性意见，将移风易俗纳入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婚恋中介、婚庆机构的监管，打击虚假婚恋信息和婚骗行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各地应切实落实相关要求，形成监管合力。
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村委会、居委会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推广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同时，通过开展文明婚恋主题宣传、评选文明家庭等活动，弘扬“重感情、轻财物”的婚恋新风，让真诚与尊重成为婚恋关系的核心。婚恋平台则应加强信息审核力度，建立完善的身份核验机制，规范用户信息发布行为，防范虚假婚恋信息，为用户营造安全、诚信的婚恋环境。
总结而言，最高法此次发布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不仅为司法实践中复杂彩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引，更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推动全社会树立文明婚恋观。彩礼的本质是祝福，而非交易；婚恋的基础是真诚，而非财物。治理彩礼陋习，需要司法的刚性约束，也需要行政的积极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观念转变。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逐步破除“以彩礼之名行陋习之实”的现象，让婚恋回归本质、家庭充满温情，为社会文明进步注入不竭动力。对于婚恋中的个体而言，也应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恪守诚信底线，尊重彼此的情感与权益，让婚姻真正建立在爱情与责任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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