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有关日本某些疾病传播的传闻引发关注。
虽然部分极端描述已被证实为假新闻，但一个更根本的法律问题浮出水面：在日本，若有人故意传播性病，警方追究起来为何异常困难？
背后的根源，竟与日本法律的一次重大修改有关。
法律“自废武功”：刑事处罚被删除，追责难度陡增。这一切的转折点在于1999年。此前，日本的《性病预防法》明确规定，故意传播性病可处两年以下“惩役”（一种刑事处罚）。
后来日本废除了该法，出台了新的《感染症法》。关键的变化是，新法删除了针对故意传播行为的两年惩役规定，转而更强调人权保障和治疗普及。
这意味着，专门针对故意传播性病的刑事罪名在日本法律中消失了。
如今，若想追究此类行为，只能援引《刑法》第204条的“伤害罪”（类似我国的故意伤害罪），最高可处15年以下惩役或50万日元以下罚金。
但从专门法条降到普通伤害罪，追责门槛已截然不同。
司法实践困境：故意与因果关系，两大“拦路虎”难以逾越。即便诉诸伤害罪，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也举步维艰。
首先是证明“故意”极为困难。检方需要证明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或“未必的故意”（类似间接故意，即明知可能造成后果却放任）。
在缺乏确凿证据（如明确自白）的情况下，证明行为人“明知自己患病且故意传播”的难度极大。是证明“因果关系”的挑战。
该类疾病具有潜伏期，律师完全可以质疑：如何证明是被特定嫌疑人传染，而非在此期间通过其他途径感染？
这两个法律要件就像两座大山，使得以伤害罪成功起诉故意传播行为的案例寥寥无几。
中外法律对比：我国“传播性病罪”更具威慑力。与日本的法律困境形成对比，我国《刑法》明确设有“传播性病罪”。
该罪的核心在于，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而进行卖淫、嫖娼等行为，即构成犯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该罪名并不要求必须造成他人实际感染的后果，重在惩罚危险行为本身，威慑力更强。
相较之下，日本原《性病预防法》中的两年惩役本就偏轻（“惩役”未必意味监禁，可能是社区劳动），废除后更使得法律威慑力大幅下降。
假新闻的背后，折射出的真实问题是：当法律对故意传播危险疾病的行为难以形成有效制约时，可能无形中助长个别不负责任者的侥幸心理。
这不仅关乎个体健康，更涉及公共卫生的底线。
法律框架的严密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应对此类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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