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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大家好，小林哥这篇文章分析“美国化”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2018年以来，数十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进步主义者的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地方官员，他们推动了一系列政策：15美元最低时薪、全民医保计划、绿色新政、免除公立大学学费，这些政策虽然未能全部实现，但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话语。
一个意外但合理的选举结果
纽约的深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走进了公众视野，祖赫兰·马姆达尼，这个在政治版图上几乎无人知晓的名字，在2025年的市长选举中击败了所有建制派对手。
他公开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选中谈论着对富豪加税、房租管制、免费公共交通——这些在传统美国政治话语中近乎禁忌的话题。
马姆达尼的胜利不是孤例，翻开近些年的美国政治地图，会发现越来越多类似的政治现象正在不同层级发生，市议会、学区委员会、州立法机构，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激进主张，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聆听。
这种变化背后有一组数字值得玩味：盖洛普的调查显示，2010年时，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比例还不到40%，而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至62%，这意味着在即将主导美国未来的年轻一代中，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个可怕的词汇，反而代表着某种可能性。
美国民主社会党的成员数量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2016年，这个组织的成员大约只有6000人，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8万，他们的集会不再是小圈子的内部讨论，而是能够填满中型场馆的政治活动。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桑巴特曾提出一个著名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的答案后来被总结为“烤牛肉与苹果派”理论，美国的工人有足够的物质享受，他们有烤牛肉可享用，有选举权可行使，于是失去了革命的动力。
这个理论曾经解释了一个世纪前美国与欧洲的差异，但今天，站在纽约地铁里，会看到不一样的故事，那些赶着去上夜班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的不是烤牛肉，而是便利店买的速食三明治，他们的工资在过去四十年里几乎没有实质增长，而房价、学费、医疗账单的涨幅却令人咋舌。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2020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水平相比2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而高收入家庭的财富增长了近两倍。
美联储则告诉我们，大约40%的美国人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开支，烤牛肉并没有消失，但它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餐桌上。
这种经济现实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2023年美国爆发了近40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潮，从汽车工厂到好莱坞片场，从物流仓库到大学校园，工人们以停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
桑德斯现象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老人在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初选中，分别获得了1300万和900万张选票。
他的支持者不全是传统的蓝领工人，更多是年轻人、学生、少数族裔和知识阶层。他们不要求彻底推翻制度，但要求制度更公平。
美国社会主义的三重枷锁
即便在这样看似有利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仍面临三重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每一重都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基因之中。
政治制度的过滤机制构成了第一重障碍，美国的两党制不像欧洲的多党制，它没有给第三政治力量留下真正的生长空间，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意味着，一个小党即使获得15%的选票，也可能在国会中没有任何代表。
从1912年社会党候选人德布斯获得6%的普选票却未得一席国会席位，到今日绿党、自由党的边缘处境，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
更深层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那种以个人奋斗、自立自强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就观察到，美国人对于平等有一种特殊理解：他们追求的是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这种观念深植于美国精神中，与社会主义强调的集体福利、社会公平形成了根本张力。
第三重障碍来自美国左翼自身的力量分散，打开美国左翼政治的地图，会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民主社会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绿色政治倡导者、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
他们常常在策略和目标上存在分歧：应该加入民主党并从内部改造它，还是建立独立政党？应该聚焦经济平等，还是优先处理种族、性别、环境等议题？
这些分歧在2024年的初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左翼政策主张获得了广泛关注，但在民主党内部，建制派候选人仍然赢得了约三分之二的选票，这表明，同情左翼理念的选民在实际投票时，仍倾向于选择他们认为“能赢”的候选人。
面对这些障碍，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放弃，而是开始尝试一种“美国化”的路径——将社会主义理念与美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本土实践。
马姆达尼的竞选就体现了这种策略，他没有挥舞红旗，没有引用列宁语录，而是谈论普通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房租太高、公交太贵、孩子无人照看。
他将社会主义理念翻译成了美国选民能够理解的语言：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这种策略的调整反映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务实转向，他们不再试图全盘复制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不追求苏联式的彻底革命，而是寻找第三条道路——一种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可能被接受的平等主义。
不确定的未来
站在2025年的节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年轻一代的观念转变、传统政治机构的信任危机，都为左翼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制度性障碍、文化差异、内部纷争，又使得任何根本性变革都显得困难重重。
马姆达尼的纽约市长任期，将成为检验美国社会主义可行性的重要实验，他能否在管理美国最大城市的过程中，既推动进步政策，又保持治理效率？他能否在强大的商业利益和广泛的民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尚无答案。
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在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中找到持久的立足点，美国社会有着独特的基因：对个人自由的极端珍视，对政府权力的深刻怀疑，对机会平等的执着追求，任何试图在这里扎根的社会主义理念，都必须与这些基因对话，而不是简单对抗。
未来的可能性或许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会在美国胜利”，而在于社会主义思想将如何改变美国，也许不会有一夜之间的制度更替，但可能会有逐渐的理念渗透：对经济民主的更多认可，对社会公平的更大重视，对集体福祉的更强意识，美国社会正在寻找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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