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让病榻上的毛主席连等三次，这位“退休老太”到底什么来头？
一九七六年，那是多事之秋。
北京的空气里仿佛都凝固着不安，毛主席躺在病榻上，连翻身都成了奢望，可脑子里还在转着国家大事。
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席费劲力气给有关部门递了个话，意思特明确：务必把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太太请出山，让她进中央，去管当时最乱、最棘手的教育口。
这可不是临时起意，算起来，这已经是主席第三次向她抛橄榄枝了。
结果呢？
老太太看着红墙里递出来的重任，眼泪止不住地流，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这一年，红墙内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老太太叫王一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这名字，但在那个年代，这名字要是亮出来，能把特务吓出一身冷汗。
别看她后来只是个背着手在操场溜达的中学校长，你要是翻开她前半生的档案，那是真的惊心动魄。
她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那个女主角的原型，是能跟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王牌特工。
这就得从一九二七年说起了。
那时候的上海滩，真的是吃人不吐骨头。
那年冬天，王一知的丈夫张太雷在广州起义里牺牲了，连尸骨都没收全。
那时候王一知刚生完孩子，正在香港躲风头。
组织上本来安排好的，孤儿寡母的，就在香港隐姓埋名过日子算了，周总理连撤退通道都给铺好了。
可谁都没想到，这看似柔弱的书香小姐，干了一件狠事：她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别人，转身就申请回上海。
这一回，就是整整十年的“潜伏”。
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可不是神剧里那样穿着旗袍喝咖啡。
那是在刀尖上过日子。
王一知把大小姐的脾气全磨没了，学会了在弄堂里跟特务兜圈子，学会了这边搓着麻将，那边发报机的滴答声就传到了延安。
一九四一年那会儿，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跟疯狗一样，上海的地下网络被撕得七零八落，多少同志早晨出门，晚上人就没了。
可王一知的电台，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那，愣是没被拔出来。
前半生在刀尖上跳舞，后半生在粉笔灰里埋名。
等到一九四九年，天亮了。
中央拟定首批领导班子，毛主席大笔一挥，王一知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要是换了别人，那就是一步登天，进京当部长，那是多少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梦寐以求的荣誉。
可王一知的第一封“拒官信”就在这时候递上去了。
她说自己打仗不行，搞政治也累了，就想去教书。
她也没说什么大道理，就觉得把这一代经过战火的娃娃培养出来，比当官重要。
真正的狠人，是连乌纱帽都能随手扔进垃圾桶的。
毛主席是懂她的，没生气，反倒让她去了上海吴淞中学当校长。
这下可好，王一知把搞地下工作那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儿全用在治校上了。
谁敢说女子不如男？
她就搞男女平等教育；谁说学生只能死读书？
她就带着学生去工厂、下农田。
一九五三年，因为在上海搞得太红火，中央一纸调令把她弄到了北京，当了北师大二附中的校长。
这时候，毛主席第二次找她。
那时候教育部缺人，主席想让她上去掌舵。
结果，王一知又是一封信回绝了。
理由更倔：离了学生，我就成了瞎指挥的官僚。
她宁愿为了一个学生的辍学问题跑断腿，也不愿坐办公室批文件。
那时候好多老战友都觉得她傻，放着通天大道不走，非要去挤独木桥。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丈夫当年流血牺牲，为的不就是让中国的孩子能安安稳稳坐教室里吗？
她把讲台当成了新的阵地，只是这次守的不是电台，是国家的未来。
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令人唏嘘的第三次。
那会儿形势多严峻啊，毛主席是真急了，想找个政治过硬又懂行的老同志来稳住局面。
他又想到了王一知。
可这时候的王一知，身体早就垮了。
早年地下工作的惊吓，后来几十年的操劳，铁人也受不了。
面对主席最后的重托，她哭得像个孩子，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怕这病身子误了国家大事。
这一次，她是真想干，也是真干不动了。
一九八一年，王一知办了离休。
走的时候，除了一柜子学生寄来的信和照片，啥也没带走。
那些吴淞中学、二附中的学生，大多只记的这是一位严厉又慈祥的老太太，根本不知道这位老人当年的手腕有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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