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上海,春寒料峭中却酝酿着一场温馨的会面。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听闻陈赓大将在上海治病,便热情地发出邀请,请他携夫人傅涯及全家来家中做客。这份情谊,早在风雨如晦的大革命时期便已结下。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专程去接陈赓一家,在见到傅涯时,却悄声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您最好涂点口红,化化妆。”这个看似简单的提醒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关怀与故事?

烽火结“师生”谊,两度营救生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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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陈赓的友谊,是历经战火与生死考验的。对陈赓而言,宋庆龄不但是孙中山先生的伴侣,更是一位革命的“师母”和值得用一生去尊敬的长者。这份尊敬,源自宋庆龄两次在危难关头的鼎力相救。

第一次营救发生在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夜空,陈赓作为政治保卫人员毅然参加。然而,起义军南撤途中,在会昌附近遭遇了国民党钱大钧部的疯狂围堵。陈赓率领一个营断后,面对敌人四个团的兵力,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子弹打光了,部队在撤退时,陈赓为掩护战友,左腿不幸被机枪射中,动脉血管破裂,血流如注。

眼看敌人追兵将至,陈赓身负重伤无法行走,他将一支手枪和二十块大洋交给警卫员,命令他:“你快走,去白区找党!我决不当俘虏!”警卫员含泪离去后,陈赓忍着剧痛滚入路边水沟,用泥草掩护。敌人的搜捕队一波波经过,他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硬是屏息不动,直到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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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陈赓被他的同乡、也是后来的开国中将卢冬生偶然发现。卢冬生一路背着他,历尽艰险,终于找到了部队。但由于医疗条件极差,陈赓的伤腿迟迟得不到有效治疗,日渐恶化。辗转近两个月,陈赓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抵达上海,住进了牛惠霖骨科医院。

牛惠霖医生医术高明,但他看到陈赓的打扮和严重枪伤,立刻起了疑心,怀疑他是“歹人”,不愿为其治疗。陈赓在生死关头,观察到牛惠霖一身正气,颇具爱国思想,于是决定冒险一搏。他坦诚相告:“我是共产党人,叫陈赓。”

牛惠霖大为震惊。原来,他竟是宋庆龄的表弟。他当即联系了宋庆龄,核实情况。宋庆龄得知这位在黄埔军校时就因追随孙中山先生而闻名的陈赓正处于危难之中,立刻通过牛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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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营救则是在1933年。此时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陈赓因叛徒出卖,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身陷囹圄,他遭受了严酷的刑讯。但陈赓是何等人物?他曾在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又是黄埔军校的名将,他的被捕立刻成为社会焦点。

蒋介石亲自到监狱探望,名为“劝降”,实为“炫耀”。陈赓对这位背叛革命、屠杀同志的“校长”早已恨之入骨。他躺在床上,背对蒋介石,横眉冷对,任凭蒋介石如何威逼利诱,他都一言不发,最后甚至大骂蒋介石背信弃义。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其押往南京,欲下杀手。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立即展开了“营救陈赓”的行动。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凭借其崇高的威望,联合了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并亲自带着中外记者到监狱探视陈赓。据陈赓夫人傅涯后来回忆:“巡捕房慑于宋庆龄的威望,被迫停止了酷刑。”宋庆龄的介入和舆论的压力,让蒋介石投鼠忌器,不敢公然杀害陈赓。

与此同时,被一同关押的还有廖承志。两人在狱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廖承志因其母何香凝的全力营救而先被释放。多年后陈赓还不忘开玩笑:“你有一个好妈妈,你就比我早出狱,提前开溜了。”廖承志则笑着回应:“宋庆龄先生亲自出面营救你,你不是也很快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监狱中溜走了吗?”最终,陈赓在宋庆龄等人的斡旋和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成功逃离了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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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情谊深似海,殷殷关怀暖人心

如果说战争时期的营救是大义凛然,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陈赓之间的情谊,则更多地体现在细水长流的相互关怀中。

早在1944年,陈赓和妻子傅涯因病同时住进了延安和平医院。当时解放区条件极其艰苦,缺医少药。宋庆龄在国统区想尽一切办法,冲破重重封锁,为解放区募集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正是这批物资,让陈赓、傅涯和许多伤病员得到了及时治疗。为了表达感激,伤员们联名写了感谢信,陈赓和傅涯也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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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陈赓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宋庆龄特意在北京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为了这次家宴,宋庆龄亲力亲为,她亲自到饭店挑选点心,到果园购买葡萄,用心至深。陈赓对“师母”的两次救命之恩更是没齿难忘。

在宴会交谈中,陈赓得知宋庆龄对部队的英雄模范怀有深深的敬意,并且特别喜欢听战斗故事。陈赓一回到家,立刻翻箱倒柜,把自己在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战场上获得的几十枚各式各样的战役纪念章、英雄代表会议纪念章,精心挑选出来,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

他本想亲自送去,却突然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立即北上,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他郑重地将盒子交给妻子傅涯,再三嘱咐:“这包纪念章,你一定要亲自给师母送去,万万不可托旁人代送。”傅涯遵嘱将礼物送到宋庆龄手中。宋庆龄见到这些闪耀着战火硝烟的功章,如获至宝,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枚一枚仔细端详,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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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对宋庆龄的尊敬,真正是发自肺腑。只要他在北京,得知宋庆龄的专机要到,无论多忙,他都必定会亲自到机场迎接。有一次,他因为连日劳累过度,不小心睡过了头,醒来时飞机早已落地。陈赓懊悔不已,深感不安,甚至特地向保健医生询问,要怎样向“师母”检讨才好。医生安慰他,宋庆龄温柔大度,绝不会计较。但陈赓心里始终过意不去,此后更是多次叮嘱秘书:“只要孙夫人到北京,一定要提前提醒我,千万不能再误了!”

1957年,陈赓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宋庆龄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倍感心疼。她立刻派人将自己的亲笔慰问信和一束鲜花送到北京医院。陈赓在病床上收到这份慰问,深受感动。病情稍一好转,他便嘱咐傅涯,一定要亲自登门,代他向“师母”表示感谢,并请她务必放心。

丁香园中最后面,一“妆”一“信”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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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61年,陈赓的心脏病日趋严重,他再次来到上海治病。恰巧,宋庆龄当时也在上海。听闻陈赓夫妇和孩子都在,宋庆龄非常高兴,立刻让秘书廖梦醒发出邀请,请他们全家到自己位于丁香花园的住所一聚。

这位秘书廖梦醒,正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也是陈赓狱中好友廖承志的亲姐姐。这层关系,让彼此的交往更加亲密无间。

廖梦醒来到陈赓的住处,热情地传达了宋庆龄的邀请。当她看到傅涯时,却拉着她的手,低声地给出了一个特别的提醒:“傅涯同志,您今天最好涂点口红,化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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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涯闻言一愣。她戎马一生,常年随军,早已习惯了素面朝天,突然要她化妆,让她很不理解,以为这或许是拜访宋庆龄所必须的某种高级礼仪。

看着傅涯疑惑的神情,廖梦醒笑着轻声解释道:“不是的,你误会了。孙夫人(宋庆龄)她年纪大了,又一直非常惦记你和大将的身体状况。如果她今天看到你气色不对,脸色发白,她就会立刻问你:’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啊?’她会为你担心的。”

傅涯恍然大悟。原来,这看似多余的“一抹口红”,竟是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这份关怀,不是为了礼节,而是为了不让年迈的宋庆龄为他们的健康忧心忡B。宋庆龄在用她的方式关爱着陈赓一家,而廖梦醒和傅涯,也在用她们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宋庆龄的这份关爱。傅涯连声说好,立刻回房,略施粉黛,涂上了口红,气色果然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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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聚会温馨而愉快,成为了陈赓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会面。

一个月后,恰逢孙中山先生逝世36周年纪念日。陈赓虽然仍在病中,但他心中始终惦记着这位革命先行者和敬爱的“师母”。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到街上买了一个最精美、最鲜艳的花篮,送到宋庆龄的住所,以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和对宋庆龄的敬意。宋庆龄收到花篮后,十分感动,亲笔回信致谢。

然而,谁也无法预料,命运竟是如此残酷。就在宋庆龄写信后的第三天,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噩耗传来,战友们在追悼会上哭得昏天黑地,与陈赓情同手足的李克农,在得知挚友去世后,便再也不说话了,第二年也随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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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去世得太突然,中央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一开始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怕她承受不住打击。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悄悄地把收音机动了手脚,让她在那几天听不到新闻。直到陈赓的骨灰已经送抵北京,宋庆龄才得知这个让她心碎的消息。

她顿时泪流满面,忍着巨大的悲痛,给廖梦醒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这几天总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为什么好人都死得早,这么年轻就去了……陈赓无论哪一方面都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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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语,字字泣血。一个“妆”,是晚辈对长辈的体恤;一封“信”,是长辈对晚辈的痛惜。这“一妆一信”,见证了宋庆龄与陈赓一家跨越生死的真挚情谊。

陈赓去世后,傅涯开始着手整理陈赓的遗作。每当遇到与宋庆龄交往的片段时,她都会去信或登门请教。宋庆龄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她讲述当年的故事,仔细查证每一个细节。这份情谊,一直延续到宋庆龄90岁高龄时,她仍在帮助傅涯,这份超越了时间的友谊,令人动容。

参考文献(仅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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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庆龄与陈赓的革命情谊》

  • 《傅涯回忆录:在丁香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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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父亲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