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扎在沂蒙山区。这天，正值雷雨交加，指挥部的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思索再三，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拨通了粟裕指挥部的电话，他是打算请粟裕调动他手下的部队的。
然而电话拨通后，粟裕听完陈毅略带焦急的请求后，依然非常平静的告诉陈毅，说六纵正在进行南麻的阻击战，因为战事焦灼，所以他答应不了陈毅的调兵请求。
这样的拒绝在一个月发生了三次，每次陈毅的调兵请求都因为实际战事紧急而遭遇了拒绝，一场因指挥权限的争论开始进行，它也把华东战势悄然改变着，在消息传到陕北后，一场由毛主席发起的针对我军军队指挥体系的改革开始了。
七月分兵埋下的指挥冲突
1947年6月的时候，解放战争迎来了转折阶段，针对华东屡屡传来好消息，党中央随即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中央对华东野战军有了新的部署:华东野战军将进行“七月分兵”的战略调整。
这不得不提当时的战场形势，国民党军已然在山东战场集结了24个整编师，总兵力一度达到45万，在1947年6月的时候，他们已对华东野战军所在的战区有着蠢蠢欲动的表现，这迫使党中央进行七月分兵，于是华东野战军27万人，以三个方向阻击敌人:
第一、四纵队进攻鲁南方向的敌军。
第三、八、十纵队进攻鲁西方向的敌军。
第二、六、七、九纵队留守内线正面，指挥员为陈毅和粟裕。
这种分兵模式是由敌军状态促成的，但是却在后期的实际指挥上出现了问题。
陈毅和粟裕的指挥关系在野战军中是有些特殊性质的，1946年10月的时候，中央军委就在相关会议上明确表示:陈毅领导军队，粟裕负责战役指挥。
这种指挥方式在之前为华东野战军带来不少出色战绩，但分兵后，这种指挥模式出现了冲突。
统筹全局的工作由陈毅负责，战线的胜败则落在了粟裕头上，因为两人视角不同，而产生了判断的分歧。
同时当时的通讯条件也不是很好，这直接让指挥冲突加大了。在战场上，各纵队往往相距百多公里，电台通讯中断是常有的事。
据可靠资料，在当时经常出现一份电报从发起到对方回复，往往中间间隔了几个小时，但是这样的时间差，往往让华野的各纵队的战局不能及时沟通，最终错过了战机。
7月17日的时候，东线爆发了危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十一师与华野四个纵队缠上了，他们在南麻一带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然而很快粟裕便收到了西线求援的消息。
为什么三次调兵被拒?
7月18日，陈毅对粟裕发起了第一次调兵请求。
陈毅的计划是让六纵向西转移，配合三纵把敌整编第五师狠狠夹击着，然而请求电话告诉粟裕后，粟裕并没有答应陈毅的调兵请求，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六纵已在战地上和敌军焦灼着，如果调兵离开，会让好不容易稳定的东线彻底陷入崩溃局面。
对此陈毅选择了理解，他也知道粟裕的为人:他绝不轻易拒绝，一旦拒绝说明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很快，陈毅又给粟裕打了一个请求调兵的电话，这次是在7月23日。
这次西线再度情况告急，并且比第一次还要严重。这次在粟裕接通后，陈毅只说了一句话:“鲁西南情况很不好，希望你能派六纵或一纵进行西援。”
然而这一次，粟裕依然没有答应调兵，他给出了不容拒绝的理由:“东西两线都非常重要，因此不能调兵，建议西线部队向豫皖苏边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样可以避免包围。”
虽然粟裕拒绝的合情合理，但陈毅依然有点难以接受，最终在抽了两包烟后，陈毅最终还是按粟裕的战法调动部队。
而第三次的指挥冲突发生在7月27日。
这一次西线的情况非常危急，因此陈毅在电话里严令粟裕:“西线危急，刻不容缓！立即进行一个纵队西进指令。”
然而这样的严令再次遭到粟裕的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即将进行临朐战役，和敌整编第八师进行决战，因此不能分兵，否则会影响最终战局。
这一次陈毅非常生气，在挂断电话后，他几乎要骂出来了:“我的三次请求都没有同意，他把我当什么了？”
不过陈毅并没有丧失理智，还是选择听取粟裕的战法，最终临朐战役以大胜收尾，创下了歼敌4000余人的好成绩，随着临朐战役的大胜，东线便稳定了下来，而西线的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增援，导致鲁西南大片根据地落入敌手。
战后总结大会上，西线将领和东线将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说对方见死不救，另一方则说对方不懂战略大局，总之两方矛盾非常大。不过，针对这样的矛盾，陈毅和粟裕都看到了指挥体系的问题，只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毛主席制定临时方案
于是在8月4日的时候，陈毅思索再三还是把这三次调兵冲突告知了中央，在这份长达两千字的汇报中，陈毅最终委婉的写道:让粟裕同志负责打仗，确实是不错的战略安排，但是在具体的作战前线上，因为各纵队相距几百里，使得协同效果有限，因此希望中央给出一套可行的安排。
此时的毛主席正随党中央往延安赶，在看到陈毅的电报后，他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把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召集到了一起，商量该如何解决。
“两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毛主席先肯定了两人的出发点，然后直指问题本质:“打法分歧是他们的矛盾，原则对立上倒没有问题。”
一旁的周恩来也肯定了七月分兵的战略，说七月分兵完成了歼敌五万自损两万的好成绩，但是在协同配合上有些不足。
毛主席随即把问题核心讲出来了，他认为是现在的指挥体系造成了华野的指挥冲突，因为现在的解放战争是大兵团战役，不是过去小打小闹的游击战。
于是在8月6日的时候，毛主席有了解决办法，他在电文里这样写道:
“你们的问题我已经有了办法，我决定将华东野战军分为东西两部，即日起陈毅直接去鲁西南，负责西线部队的指挥工作，而粟裕同志在沂蒙地区继续指挥东线部队，两个兵团此后独立作战，并相互配合。”
这样的安排也是临时方案，是在分兵战略进行时的应对之策，这说明了中央已经承认了高度集中的指挥体系的短板，因为这种短板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彻底根治，所以毛主席在电文里这样表示:分兵只是临时的部署，再等一些时候，会建立起更合理妥善的制度。
这也标志着毛主席已经开始往制度改革方面思考陈毅粟裕的冲突了，而这种思考需要更深层的思索。
诞生于争论中的制度:军制改革
1948年1月的时候，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高级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中央电邀了各野战军纵队的一二把手参加，陈毅和粟裕也在其中行列。
会议的讨论议题是关于对大兵团的作战指挥经验的总结。
1月19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各纵队的代表纷纷齐聚毛主席身边，在会议宣布开始后，粟裕抢先发言:“分兵政策进行后，东西战线最近的距离也有400多里，而电台通讯条件有限，不能做到实时通讯，而战场上每一分钟都可能形势大变，因此有些军令必须临机决断。”
陈毅也做了一番补充说明:“这不是服不服从上级的问题，是有些军令来不及层层请示，硬等军令，只会错失良机。”
毛主席听后，当即做出了评论，说蒋方阵营就是因为蒋介石在战事中紧抓指挥权才导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说他的指挥覆盖到团级单位里，是不足取的:“我们的部队，连纵队的指挥行动都进行不了，看蒋方军队的实际案例，会发现这是我们的不足，但也是一种优势。”
随即毛主席表示，他一定要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决断的权力，这样才能避免战事进行中的战机贻误问题。
于是在1948年2月的时候，中央整理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正式发布，在这篇指示里，中央终于有了如何解决华野指挥问题的条文:发生战役时，出现情况紧急，可以临机决断，事后做一些说明理由的报告即可。
这也意味着粟裕的这三次拒绝调兵的行为是可以被执行的，但前提是理由充分和战果积极。
随后在1948年5月的时候，一场军制改革的行动开始了，在西柏坡的相关军事会议上，野战军的体制被中央军委确立了。
1.解放军整编为四大野战军。
2.各野战军下辖多个兵团，兵团下辖多个军单位。
3.指挥层级分明:在原则上，中央只可指挥野战军，野战军只可指挥到各兵团，兵团只可指挥到各军单位。
新的指挥体系很快让一些战役出现了高效率低损失的成绩。
1948年9月的时候，济南战役打响了，粟裕在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后，果断的做出主攻方向的改变，最终济南战役以大胜收尾，而粟裕发给中央的电报只有三封，且都是和指挥战斗无关的内容。
三个月后，淮海战役爆发，新体制下的野战军协同能力更好了，这场由华东、中原负责的战役不仅协同能力高度优秀，并且战役的临机决断更符合战场形势，因此这场60万解放军对抗80万国民党军的战役最终以大胜收尾，而这样的结果是推行新军制而促成的。
粟裕对此也认定中央的改革是符合形势的:“如果毛主席没有做出决断，新军制没有推行，那么淮海战役这种大兵团协同作战是不可能有这样优秀的战绩的。”
这场发生于三次调兵冲突争论的改革，它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它不仅捋顺了华东野战军指挥的问题，还让其他军团的指挥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最终催生了渡江战役乃至全国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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