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翻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所谓的“大钱”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大额”，顾名思义，其实就是额度比较大，价值远高于普通的小平钱，可当十、当百乃至当千；另一个是“不足值”，指的是金属含量与重量，与标榜的面值不匹配。
小小的一枚大钱背后，隐藏着一个又一个古代封建王朝的无奈。而出现这种情况，则是皇权为了暂时平息矛盾的一个手段，虽然是扬汤止沸，但也总算是能换来短暂的平稳。
当一个朝代遇到战争和天灾的时候，这个朝代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让突如其来的战争和天灾打破朝代本来的预算。
朝代无法运转了怎么办？当然是搞钱了，因为只有国库丰盈，才能打胜仗、才能赈灾。但怎么搞钱是一个难题，直接加税从老百姓兜里拿钱，会让本就生活艰难的百姓拼死反抗。
怎么办？皇权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发行不足值的大钱。这种手段既高效又隐蔽，无声无息中就掠夺了百姓的财富。
“子母相权”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时期单穆公提出的，铸造大小两种钱币，按比例流通，以方便交易。当然，当时的想法是等额交易、流通，心思单纯，没有这么多弯弯绕。
但到了王莽时期，情况就变了，王莽然而进行币制改革，从“大泉五十”到“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再到“宝货制”中“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繁杂体系。
王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铸造名义价值极高而实际成本低廉的大钱，将民间财富收归国有。
王莽实在太“聪明”了，难怪很多人都称他是“穿越者”。但王莽的这种“聪明”，也带来了巨大的反噬。由于大钱的利润实在太高了，让民间很多人都红了眼，不惜顶着砍头的罪名，也要疯狂盗铸。
民间铸币，直接导致货币系统崩坏，随着而来的是经济秩序全面崩溃，这么大一个窟窿，王莽再“聪明”也堵不上了，最后只能被自己引起的风暴粉碎。
三国时期，战争不断，百姓生存都是问题，各国更管不了太多，直接将铸造大钱和服务战争划起了等号。蜀汉的“直百五铢”、孙吴的“大泉五百”，贬值速度直追王莽，也同样让蜀汉和东吴政权迅速的的消亡了。
有了这么多的“前车之鉴”，唐宋的朝廷就有福了，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自然就能规避掉不利的钱币制度。所以，唐代前期的币制很稳定，尤其是“开元通宝”，简直堪称后世的典范。
但唐朝就能完全避雷吗？当然不能啊，因为笔者此前已经提到了，大钱的缩水背后，是王朝的无奈，是战争和天灾带来的后遗症。
当一场足以重创唐朝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也吃不消了，最终还是对钱币下了手，着手铸造“乾元重宝”与“重轮乾元重宝”。
这两种不足值的大钱进入市场，仿佛是“猛龙过江”，瞬间就将市场经济给闹了个天翻地覆。市场经济秩序瞬间混乱起来，“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
唐朝的饮鸩止渴式自救，被史思明借鉴，开始大量铸造一种名为“得一元宝”的大钱。这一下对上号了，双方开始拼命铸造不足值大钱，一场战争背后，展开了一场“大钱战”。
“大钱战”的危害甚深，即便在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影响都没能消失，即便唐朝进行了很多的努力，也还是没能将唐朝的经济恢复到战争之前。唐朝的辉煌，在这次重创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逐渐走向了衰落。
宋代与之前的朝代不同，宋代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非常发达。所以，宋代的经济很稳定，货币流通也快。但也正因为如此，宋代的货币需求远高于此前的朝代，这就导致宋代出现了“钱荒”，必须要大量铸造才能解决。
但当时的铜料有限，手里的铜料不足以铸造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当然是铸造不足额的大钱。绕了一大圈，大钱铸造的不足额的问题又回来了。
好在宋朝的这种情况与王莽时期和三国时期不同，毕竟市场压力怎么说也要比战争压力低。而且宋代对市场经济颇为得心应手，对钱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拿捏得比较到位，整体的管控还算可以。
但宋代的货币制度也还是有问题，尤其是在南宋孱弱不断南退期间，整体的经济开始失控。货币问题越来越凸显，南宋朝廷虽然极力补救，但直至灭亡没能解决。
时间来到元明清三代，大钱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逐渐开始下滑，白银开始占据主导。白银搭配纸钞的组合，让大钱逐渐边缘化，不再是市场上的主流。但大钱仍然以辅助货币存在，进入了缓慢的衰落期。
明代在洪武、嘉靖等朝也曾仿效前代铸行过大钱，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与宋代同日而语，且往往因市场抵制而不了了之。真正让大钱在中国历史上上演“最后疯狂”的，是晚清的咸丰年间。
晚清的水平大家都清楚，不断面临着战争，对手也很强大，经济崩盘是迟早的事情。咸丰帝当时不顾王茂荫等务实官员“行钞优于铸钱”的建议，下令大规模铸造大钱。
导致大钱的面值急剧攀升，而材质却越来越差，导致这场大钱风暴，直接席卷了晚清。如何评价咸丰的这次大钱操作呢？简直就是集历代大钱弊病之大成！
晚清的货币系统遭到重创，私铸的大钱遍地都是，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咸丰大钱的失败，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宣告了依靠铸造不足值大钱来挽救危局的传统模式，在近代化的冲击面前已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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