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马鼎盛还在上小学,听说妈妈要再婚,他没有哭闹,只是夜里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他担心的不是新爸爸,而是怕再来一个“后娘”,因为爸爸马师曾再娶的时候,把从小带大他的何婶赶走了,

那时候他站在大铁门前喊着“我要何婶”,却没有人理会,这件事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让他一看到妈妈谈对象就觉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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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他十四岁,在北京给妈妈写信,说你别结婚,你结了婚我就和我哥一样惨,信寄出去以后没有回音,他不是反对爱情,是担心家里的规矩变了,他爸娶了新老婆,老管家被赶走了,

他觉得如果妈妈也再婚,自己连最后一点依靠都会失去,那封信里写的全是害怕,不是叛逆,是孩子被逼到墙角时的本能反应。

在六十年代中期,他还在北京上学,母亲来城里开会,他就借住在颐和园附近,他把作业摊在客厅的八仙桌上,一直写到凌晨两点,就是不想让那些晚上来找母亲的男人进门,有人送补习资料、送礼物,他一概不理会,

在他眼中,所有接近母亲的男人都是想占便宜来的,那时候单身的女演员常被说成“不正经”,他这个做儿子的,反倒成了给妈妈挡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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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他说你母亲年纪还不大,这话听着像是关心,实际上是在逼她一定要再结婚,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事,他父亲晚年娶了妻子,家里就换了主人,老管家被赶走了,这种情形他见过,母亲的第一段婚姻只是搭伙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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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婚姻他更是觉得母亲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才结的,他反对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年代非要逼着女人结婚的老规矩,他以为阻止母亲再婚就是在保护她,其实是在剥夺她自己做决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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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十年代,母亲那段婚姻结束了,前夫得了重病,她拿出全部积蓄去照顾他,九六年外婆百岁过世后,母亲独自住在华侨新村,还有坏人闯进家里把她打伤,这时候儿子才慢慢懂得,母亲这一生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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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结婚是为了不让自己孤单,为了堵住别人的闲话,为了扛起命运压下来的担子,他当年那么拼命阻拦,其实是没明白——真正该保护的,是母亲想怎么过日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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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红线女当年从香港回来,是位爱国艺人,可她的私生活总被政治身份影响,马师曾去世后,她顶着遗孀的身份参加活动,再婚时还被圈里人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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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活在今天,看到女明星离婚再婚没人说三道四,可能会松口气,可现实是,中年单身妈妈还是总被催着结婚,四十岁的女人找对象也逃不过别人评头论足,

他当年那种激烈反应,其实是社会对女人感情生活过度关注的投射,他以为阻止妈妈再婚是在保护她,其实却把自己当成了道德的审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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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误以为母亲不需要男人这句话是对的,却没有想到她或许只是需要有个能让她感到安心的人,他反抗的是家庭的结构,但没有看清这背后是整个时代带来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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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的愤怒其实是孩子对失去安全感的恐惧,也是对父权逻辑的本能抵抗,只是那时没有人告诉他真正的保护是让她自己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