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市普通居民区里，朴明哲家的晚餐时间总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桌上摆放着三菜一汤：一小盘炒泡菜，一碟凉拌豆芽，一碗看起来清澈见底的豆腐汤，还有一盘唯一的荤菜——大约十片切得极薄的猪肉。朴明哲的妻子金善美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夹起三片猪肉，分别放进婆婆和两个孩子的碗里。
“妈妈，你也吃。”七岁的儿子东柱看着碗里的肉，又看了看母亲空无一物的米饭。
“妈妈不喜欢吃肉。”善美微笑着，给丈夫也夹了一片，“爸爸工作辛苦，多吃点。”
这样的场景在朝鲜许多家庭中上演。物资短缺的阴影笼罩着普通人的生活，而餐桌上的取舍，往往映射出一个社会的隐痛与韧性。
配给制的记忆
清晨五点半，朴明哲就起床了。他是平壤一家印刷厂的工人，每月工资约合5万朝鲜圆，相当于市场上一公斤牛肉的价格。他记得小时候，国家配给制度还能保障基本生活：每月15公斤大米、500克油、2公斤肉。那时，餐桌上偶尔能看到鸡蛋和鱼。
“90年代后，一切都变了。”朴明哲的母亲、七十岁的李顺姬回忆起那段被称为“苦难行军”的时期时，声音仍然发颤，“配给停止了，我们不得不学习在市场寻找食物。”
现在的朝鲜，市场已成为普通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有限，使得餐桌上的选择充满了无奈的计算。在朝鲜，一公斤猪肉的价格约为1.5万朝鲜圆，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一只鸡的价格则更高。
每周六，金善美会去统一市场采购。这个平壤最大的市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从中国进口的水果到本地生产的泡菜，从电子产品到服装应有尽有。但善美的购物清单总是很简短：蔬菜、豆腐、偶尔买一点廉价鱼干。
“我常常在市场里转好几圈，比较价格。”善美说，“有时候看到新鲜的苹果或橘子，会想给孩子买，但价格实在太高了。”
市场里，一个苹果的价格大约在2000朝鲜圆左右，相当于朴明哲日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月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水果只能是特殊日子的奢侈品。
善美的手在口袋中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币，那是她一个月来从买菜钱中省下的“私房钱”。今天，她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小块牛肉——为了儿子的生日。
东柱今年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学校，他学习领袖的事迹、数学和科学，还有音乐和体育。中午，学校提供简单的午餐：通常是米饭和一碗汤，偶尔会有鸡蛋或豆腐。
“东柱总说学校的饭好吃。”善美苦笑着，“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家里的饭菜太简单了。”
朝鲜政府推行的“儿童优先”政策在学校和托儿所得到体现。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通常能获得比成年人更好的食物配额。但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种保障仍然不足以满足成长的需求。
晚餐时，善美会把营养相对丰富的食物集中给孩子们。她自己和丈夫往往只吃米饭和泡菜，偶尔加一点豆制品。这种自我牺牲在朝鲜家庭中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成为一种无声的仪式。
今天是东柱的生日，善美破例做了五道菜：除了日常的泡菜和豆芽，还有一小盘牛肉炒洋葱、一碗鸡蛋羹，以及一条从市场上买来的小鱼。这条鱼花了善美几乎半个月的买菜钱。
餐桌上，东柱的眼睛亮了起来：“妈妈，今天有鱼！”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善美笑着，把最大的一块鱼肉夹到儿子碗里。
朴明哲看着桌上的食物，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这顿饭的花费相当于他一周的工资，但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爸爸，你也吃。”女儿慧琳，五岁的小女孩，用小手夹起一块牛肉，试图放进父亲的碗里。
朴明哲迅速把碗移开：“慧琳自己吃，爸爸已经吃饱了。”
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夜晚的平壤，在朝鲜的千家万户中，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
李顺姬奶奶常常回忆起她年轻时的日子。“那时虽然也不富裕，但每个人都差不多。现在不一样了，市场开放了，有的人家过得越来越好，而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
她没有说完，但朴明哲明白母亲的意思。在朝鲜社会，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越来越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必须精打细算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尽管如此，朴明哲一家仍然保持着希望。“至少孩子们有学上，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朴明哲说，“我们只希望他们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种希望，在物资匮乏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餐桌上的牺牲——父母少吃一口，孩子就能多吃一口；今天节省一点，明天就能给孩子买一本新书或一件新衣服。
夜幕降临，朴明哲家中的灯光显得格外温暖。在这个普通朝鲜家庭的餐桌上，食物的分配不仅是对抗物质短缺的策略，更是一种爱的表达。每一片肉、每一口鱼、每一勺鸡蛋羹的传递，都在诉说着一个简单而深沉的事实：在困境中，人性的光辉往往在最细微处闪耀。
当东柱和慧琳在温暖的被窝中入睡时，他们的父母还在厨房里收拾。善美小心地收起剩下的几片肉，准备明天给孩子们带到学校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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