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直隶易州泰陵，也就是雍正爷的坟头。
气氛那叫一个森严，连只鸟都不敢乱飞。
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正带着大队人马搞祭祖，负责开路的武官王凤诏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
就在这时候，石像后头冷不丁窜出个黑影，直扑御驾。
这要是放在清宫剧里，高低得是个刺客，或者是个身怀绝技的义士。
王凤诏当时估摸着也是这么想的，吓得一身冷汗，上去就是一个擒拿手，把人按在地上摩擦。
可等他定睛一看，整个人都傻了：这哪是什么刺客啊，分明就是个风吹就倒的乞丐。
这人身上别说利刃了，连块像样的布条都凑不齐。
谁也没想到，这就几张破纸，竟然把大清朝最离谱的一出黑色幽默给引爆了。
这就是盛世之下最荒诞的一幕：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春梦，一只蚂蚁竟敢去拦大象的路。
这人叫冯起炎，山西临汾的一个穷秀才。
咱们先说说这哥们儿怀里那份“重磅炸弹”。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完全就是一份“重度臆想症患者的病情报告”。
信的前半截，冯起炎居然想教皇上怎么做学问。
他自己瞎琢磨了一套公式，硬把《易经》和《诗经》往一块儿凑，大概意思就是：“皇上啊，您以后要是出这种题，我就这么对，保证惊天地泣鬼神。”
说实话，这在直隶总督袁守侗这种大儒眼里，简直就是笑话。
这就好比一个刚学会加减法的小学生，跑到中科院门口喊：“你们的量子力学不行，得按我这个九九乘法表来！”
全是抄书拼凑的，连个基本的通顺都谈不上。
但真正让朝廷大员们看了想报警的，是信的后半部分。
这冯起炎千里迢迢跑来拦驾，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居然是为了让乾隆皇帝给他当媒人。
冯起炎在信里那是相当坦诚，把家底儿抖了个精光。
他说自己是个孤儿，命苦，跟着改嫁的妈姓了冯。
虽然混了个秀才功名，但穷得叮当响，三十岁了还是条单身狗。
重点来了，他说自己看上了俩表妹，一个十七，一个十三，长得那叫一个带劲。
他的逻辑简直绝了：我是没钱，姨妈肯定看不上我。
但皇上您是谁啊？
您是天子啊！
只要您老人家金口一开，派个钦差大臣骑着快马去山西，拿圣旨压一压，那两个姨妈还不得乖乖把女儿送进洞房？
这哥们儿甚至连钦差的路线图都给规划好了，那语气理直气壮的，仿佛乾隆不是九五之尊，而是他们村口那个给两吊钱就能帮忙跑腿的王二麻子。
审案的官员估计都要疯了。
这也太奇葩了，以前拦驾的要么是告贪关，要么是伸冤，这货是为了讨老婆？
官兵们实在气不过，直接踹开了冯起炎在山西的那间破屋。
本以为这人这么狂，家里肯定藏着什么反清复明的盟书，或是什么违禁兵器。
结果呢？
屋里那张馊味儿扑鼻的床铺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人面面相觑。
除了几件破得不能在破的旧衣服，这位“钦犯”唯一的精神食粮，竟然只有一本翻得卷边儿的《西厢记》。
连一套完整的四书五经都凑不齐。
罪名都不用想，“大逆不道”四个字跑不了。
但有意思的是，这案子报到乾隆那儿，这位十全老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狂笑不止。
你想啊，乾隆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种蝼蚁般的卑微欲望，在他眼里反而消解了政治上的敏感性。
就像一只苍蝇落在龙袍上搓手手，龙不会觉得被冒犯，只会觉得这玩意儿挺逗。
刑部那帮人本来想拍马屁，定个“大逆”死罪，结果乾隆难得发了善心，朱笔一挥：算了，别杀了，这人脑子不好使，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当奴隶吧。
看着是皇恩浩荡保住了一条狗命，但细琢磨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比杀头还让人心酸。
冯起炎为啥会疯成这样？
那本被踩烂的《西厢记》就是答案。
在那个所谓的“康乾盛世”光环底下，底层读书人活得那叫一个憋屈。
科举是唯一的出路，但这路比蜀道还难，冯起炎这种资质平庸的人根本挤不上去。
现实中他饭都吃不饱，据说还患上了“痰涎之症”，也就是现在的精神类疾病。
但在戏曲小说的世界里，落魄书生总有翻身的一天，总有富家小姐对他青眼有加，甚至皇帝都会赏识他的才华。
时间久了，他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真以为只要见到了皇帝，就能像戏里唱的那样“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他把戏台上的桥段当成了救命稻草，却忘了自己根本没有主角光环，只是时代车轮下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结局没有任何反转。
一个在老家从床上摔下来都要躺好几天才能养好的病弱书生，被套上了几十斤重的枷锁，发往苦寒的黑龙江。
能不能活着走到流放地都是个问题，即便到了那里，等待他的也是在这片帝国的极北之地被活活冻死累死。
至于他心心念念的那两位表妹，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曾经有个疯表哥为了娶她们，差点把天给捅个窟窿。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冯起炎的经历，就像盛世袍子上的一只虱子，不起眼，但咬得人生疼。
他让我们看到，在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外，还有一个被无情碾压的群体。
他们读了一辈子书，却连基本的生存逻辑都没搞懂；他们活在帝国的最底层，却做着最不切实际的春秋大梦。
他在流放路上的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连路都看不见。
参考资料：
郭成康，《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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