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贵阳街头,大兴实业公司的老板赖永初盯着手里的一叠借据,脸色铁青。

欠债的人叫周秉衡,是茅台镇衡昌烧坊的掌柜,这人好赌,把家底输了个精光,最后两手一摊,把那个半死不活的烧酒作坊抵给了赖永初。
谁也没想到,这个被逼无奈的“接盘侠”,竟然因为这一次被动接手,硬生生砸出了中国白酒史上最传奇的一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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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得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说起,贵州这地方,那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穷得叮当响,但有一一样东西特别硬,那就是鸦片和盐巴,当年的生意人,能在贵州站稳脚跟的,都不是省油的灯,赖永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福建泉州人,脑子活泛,跟那些只知道死磕土地的地主老财不一样,人家玩的是金融,开的是钱庄,也就是现在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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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茅台镇,虽然产酒,但说实话,乱得很,满大街都是烧坊,这个叫“茅台”,那个也叫“茅台”,根本没有品牌保护这一说,老百姓买酒全凭运气,喝到嘴里是神仙水还是马尿,全看店家的良心,周秉衡的衡昌烧坊,本来底子不错,但这周老板不争气,在这个节骨眼上染上了赌瘾,把好端端的一个产业折腾得只剩下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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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初接手的时候,这酒厂简直就是个烂摊子,设备老化,工人心散,最要命的是,账面上除了亏空啥也没有,周围的同行都在看笑话,说赖老板精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就收了这么个赔钱货,要是一般人,估计也就认栽了,把厂房一卖,设备当废铁处理了,好歹能回点血,但赖永初这人有个特点,越是别人觉得不行的事,他越要琢磨出个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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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跑到茅台镇一蹲就是大半个月,没干别的,就在那闻酒糟味,他发现这赤水河的水确实邪门,酿出来的酒就是跟别处不一样,那股子酱香味,那是老天爷赏饭吃,赖永初一拍大腿,觉得这事儿能搞,但他是个外行,不懂酿酒技术,怎么办,那就用钱砸,用管理手段去管,他把银行那套严密的管理制度搬到了酒厂,这在当时的中国手工业界,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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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初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他觉得“衡昌”这名字晦气,而且市面上叫“茅台”的太多了,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大手一挥,把酒厂改名叫“恒兴酒厂”,但这还不够,产品得有个响亮的名字,他琢磨了半天,既然这酒厂现在姓赖了,那就干脆叫“赖茅”吧,这名字听着虽然有点土,但胜在实在,而且带着一股子霸气,仿佛在告诉所有人,这酒是我赖永初用信誉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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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改了,接下来就是抓质量,赖永初发现,以前的烧坊为了省钱,原料那是能省则省,工艺也是能简就简,酿出来的酒质量忽高忽低,他直接下了死命令,原料必须用本地最好的红高粱,水必须取赤水河上游的清流,工艺流程一点都不能马虎,谁敢偷工减料,直接卷铺盖走人,这还不算完,他还花重金从其他烧坊挖来了几个老师傅,把各家的绝活都凑到了一起,搞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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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确实管用,没过多久,恒兴酒厂酿出来的酒,那味道就变了,变得醇厚幽雅,回味悠长,但这酒好也怕巷子深啊,那时候交通不便,茅台镇这地方又偏,好酒运不出去,只能在当地消化,那一两银子能买好几斤,根本卖不上价,赖永初毕竟是搞金融出身的,他想到了一个绝招——利用他在全省各地的银行分号,搭建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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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创举,以前卖酒的,都是等着客商上门来拉货,赖永初倒好,直接把酒铺到了全省各地,甚至还把触手伸到了重庆、昆明这些大城市,他让银行的伙计们在办理业务的时候,顺便推销自家的赖茅酒,这银行的客户,那可都是有钱人,一来二去,赖茅的名气就在上流社会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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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绝的是,赖永初还懂得品牌包装,以前的酒,都是用土陶坛子装,看着就掉价,而且容易渗漏,赖永初不惜工本,专门设计了一款造型独特的陶瓷瓶,瓶身上印着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鸟,寓意鹏程万里,这包装一换,档次立马就上去了,那酒瓶子往桌上一摆,看着就跟艺术品似的,谁还舍得把它当普通烧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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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伪,赖永初更是绞尽脑汁,那时候没有二维码,也没有防伪标签,他就想了个土办法,在每瓶酒的瓶口上贴一张特制的封条,上面印着他的亲笔签名和印章,还在报纸上登广告,悬赏捉拿造假者,只要发现有谁敢冒充赖茅,直接告到他倾家荡产,这招一出,市面上的假酒立马销声匿迹,赖茅的金字招牌算是彻底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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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战时期,重庆成了陪都,各路达官显贵云集,这时候的赖茅,已经不是普通的白酒了,它成了身份的象征,宴请宾客,桌上要是没有两瓶赖茅,那都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据说当时的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招待贵宾用的都是赖茅,这赖茅酒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一瓶酒能换两块大洋,那时候两块大洋能买一头猪,但这依然挡不住人们的抢购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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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赖永初带着赖茅去香港参加展销会,那个年代的香港,那是洋酒的天下,谁看得上这土里土气的中国白酒,展台上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赖永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心一横,拿起一瓶赖茅,假装失手,“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瞬间,一股浓烈而独特的酱香味,在展厅里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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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香,不是香水的脂粉气,而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粮食的精华,是一种能勾起人肚子里馋虫的醇厚,在场的洋人、买办们,鼻子都被这股香味给勾住了,纷纷围拢过来,问这是什么酒,怎么这么香,赖永初微微一笑,那是自信,也是骄傲,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贵州的——赖茅,这一摔,摔出了名堂,摔出了赖茅的国际声誉,从此,赖茅酒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甚至远销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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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恒兴酒厂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到了1949年的时候,年产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5吨,这在当时那个手工操作的年代,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当时被称为“茅酒正宗”的华家成义烧坊,年产量也不过10来吨,赖茅,已经稳坐茅台镇头把交椅,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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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是赖永初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站在赤水河畔,看着那一船船运往全国各地的赖茅酒,仿佛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正在崛起,他不仅是银行家,更是实业救国的典范,他还在贵阳办起了学校,收留那些流离失所的战争孤儿,给他们饭吃,教他们读书,这在当时,那可是大善人才能干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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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志而停留,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时代的巨变,让赖永初敏锐地嗅到了新的气息,他知道,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那个靠个人单打独斗、称霸一方的时代,即将结束,公私合营的大潮席卷而来,赖永初的恒兴酒厂,作为当时茅台镇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然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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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对于茅台镇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贵州省政府决定,将茅台镇上最大的三家烧坊——华家的“成义”、王家的“荣和”、以及赖永初的“恒兴”,进行合并,成立国营茅台酒厂,当工作组的人找到赖永初时,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资本家会反抗,会讨价还价,毕竟,这是他半辈子的心血,是他一手打造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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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赖永初的表现,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平静地交出了酒厂的钥匙、账本,以及那份被视为最高机密的酿酒配方,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只要能让这酒传下去,跟谁姓,不重要,据说,赖永初在签字的那一刻,手微微有些颤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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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兴酒厂作价划归国有,赖永初也从老板变成了公私合营后的股东,后来还当选了贵州省的政协委员,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瓶酒,最后却把这瓶酒献给了国家,这不仅是一种气度,更是一种智慧,如果没有当年的合并,没有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今天的茅台,可能还只是贵州山沟里的一个地方特产,不可能成为如今市值万亿、享誉全球的“世界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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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初的晚年,过得并不算平静,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成分问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从未后悔过当初的决定,他时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茅台镇的方向发呆,或许在他的心里,那只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从来都没有落下过,他知道,他的赖茅,已经融入了新中国的血液里,成为了国宴上的常客,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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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初走了,但他留下的“赖茅”二字,却成为了中国白酒历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传奇,现在的茅台酒瓶,那个经典的红白配色,那个飞天的标志,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赖茅”大鹏鸟的影子,但在每一滴茅台酒的酱香里,其实都深深烙印着赖永初当年的心血,是他,确立了赖茅的酱香风格,是他,把茅台酒从散装带入了瓶装时代,是他,让茅台酒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

这就是赖永初,一个被逼无奈的银行家,一个敢想敢干的实业家,一个大智若愚的爱国者,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时势造英雄”,也证明了什么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在这个资本横行的时代,或许我们更应该缅怀像赖永初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更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品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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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茅台酒,价格早就飞上了天,成了普通人喝不起的奢侈品,但每当你端起一杯茅台,看着那挂杯的酒液,闻着那醉人的酱香,或许应该在心里,敬那位曾经的银行家、那位敢想敢干的“茅酒之父”——赖永初,一杯,毕竟,没有他当年的那场豪赌,就没有今天中国白酒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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