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30日，一位已经在秦城监狱服刑六年的老者，穿着刚刚发的新中山装，坐上了开往人民大会堂的专车。他的名字叫屈武，一个曾被打上“叛徒”标签的老人。突然两名干部模样的男子走到他身边，递上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请你参加国庆招待会。”落款，毛主席。
这封电报不是玩笑，也不仅仅是一纸请柬。对屈武来说，这是一次命运的逆转。六年的牢狱之灾尚未说明白，他怎么就成了国家的座上宾？又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亲自点名要他出席？
要理解这场看似偶然的“释放”，还得从头说起。
屈武出生于1898年夏天，陕西渭南一个贫苦家庭，4岁丧父，10岁辍学。但他从小就不认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跟着镇上的刀客们闹革命，年纪虽小，却是队伍里最敢冲的一个。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屈武已经是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他带着队伍来到北京，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对方态度敷衍，屈武情急之下怒吼“救国无门”，当场撞头，血溅总统府前台阶。这一幕震动全国，被称为“血书五四”的硬骨头。
1922年，他娶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身份骤然转变。在岳父的政治圈里，他迅速结识各路人物，也成为“国共两边通吃”的关键人物。
过了几年他与蒋经国结拜为兄弟，感情深厚。两人后来还一同前往苏联留学，分别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屈武与邓小平、王稼祥是同学，与刘伯承、左权一个班。
可就是在苏联，他被错当成“托派”，关进北极圈的劳改营整整十年。那是零下六七十度的极寒之地，他靠着一口气熬了下来，很多同伴没能活着回来。
1939年，屈武回到国内，主动找上周恩来，表示想上前线打鬼子。周恩来却建议他继续潜伏国民党内部，“以你的关系，党外更能发挥作用。”屈武听懂了，他的任务不是拿枪，而是用身份保护共产党人。
他成了国民党军委会顾问处处长，挂着少将头衔，暗地里负责情报工作。通过蒋经国的关系，他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内部信息，悄悄转交给中共。
有人劝过他，“你这样两边做人，迟早出事。”他只回了一句：“路选了，就走到底。”
1945年，他受命前往新疆，担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当时新疆局势极其复杂，各方势力角逐。屈武用了半年时间，说服各路将领，最终促成1949年新疆和平起义。这场起义大大加速了西北解放进程。
和平起义后，屈武出任乌鲁木齐市首任市长，后调回北京，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他还曾陪外国议会代表团访问全国各地，是当时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
然而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打成“潜伏特务”，关入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六年。没有审判，没有证据，就这么被定了罪名，编号“6817”。
在狱中，他每天扫地除草，夜里靠冷水默写《共产党宣言》安慰自己。别人都以为他已经被忘记了，连他自己也做好了老死狱中的准备。
1974年，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化。中苏关系恶化，台湾局势紧张，中美尚未建交。毛主席提出“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周恩来在筹备国庆招待会时，亲自将屈武的名字写进名单。
毛主席看到后，只批了一个字：“可。”
电报就这样发到了秦城监狱。一名狱警拿着那封薄薄的纸，找到正在地里干活的屈武，说：“你要参加国庆招待会。”屈武接过电报，手都在抖，眼眶发红，六年的沉默，终于有人记得了他。
9月30日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了国宴贵宾。《人民日报》次日报道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名单里，赫然写着“屈武”。宴会结束后，他被告知，已恢复自由。
走出人民大会堂，他看着外面的北京夜色，泪水止不住地流。不是激动，而是委屈。六年牢狱，他从未做错什么。如今虽然自由了，那六年的失去，谁来负责？
回家之后，他第一件事是洗澡，第二件事是写信给家人报平安，第三件事，是继续工作。他没有选择报复、抱怨，而是重新投入祖国的统一事业。
1983年，屈武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又被任命为民革中央主席。他晚年最关心的事，不是个人名誉，而是两岸统一。
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蒋经国传话，希望两岸沟通，“国家分裂，民心所痛。”1984年，他替蒋经国去浙江奉化为其母亲扫墓，还捧回一捧黄土，托人送到台北。蒋经国收到后泪如雨下，回赠八字：“经文大义，情义未忘。”
1992年6月13日，屈武在北京病逝，终年94岁。他的骨灰一半撒在了渭南，一半撒在当年撞头的地方。他的遗愿只有一句话：“等祖国统一那天，请给我斟一杯茅台。”
看似是一张普通的请柬，实则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年代对历史功臣的纠错方式。屈武的经历不只是传奇，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缩影。
屈武的一生充满波折，却始终坚定信念，从五四青年到政治要人，再到阶下囚，又走回人民大会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会忘记真正为国家做事的人，哪怕中间有曲折，公道终究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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