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脚下埋着“黑金”，按道理应该越挖越富；
可在委内瑞拉，许多人记住的却是排长队买面粉、买药，甚至带着孩子离开家乡。
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资源，而在于，资源带来的钱，为什么没有变成能扛风浪的产业和制度？
为什么一到油价下跌、外部环境一变，生活就像被人一把掐住了喉咙？
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委内瑞拉在上世纪中后期确实风光过。
石油出口带来大把外汇，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府用石油收入投基础设施，
城市里高楼拔地而起，社会消费水平在南美算得上靠前。
可富日子来得太快，也最容易让人忽略一个事实，国家的钱越来越靠一种东西。
石油一旦占了大头，别的产业就容易被挤到角落里。
油价高的时候，进口很痛快，粮食、汽车、家电、日用品，什么都能买回来。
但是本土工厂和农田却常常跟不上，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花外汇买生活”。
这种习惯一旦形成，油价就是命门。
1976年1月1日，委内瑞拉把石油工业正式国有化，
国家石油公司PDVSA由此诞生，初衷是把资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国有化听起来很硬气，但后续的管理、投资和技术路线，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油田要维护、设备要更新、人才要留下，任何一环松了，产量和成本都会反咬财政。
很多资源型国家都会遇到这种两难：越依赖石油的现金流，越怕停下来维修；越不维修，越跑不动。
到了八十年代，麻烦就集中爆发了。
1983年2月18日，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的大幅贬值，
玻利瓦尔一下子失去稳定，人们的购买力在短时间内被砍掉一大截。
贬值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前面有油价回落、资本外逃、外汇紧张，
后面紧跟着进口更贵、生活成本更高、社会情绪更躁。
很多家庭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油”并不等于“有底气”，
底气来自你能不能持续挣到外汇、能不能持续生产出生活必需品。
这股紧张情绪又在1989年彻底点燃。
198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委内瑞拉爆发“加拉加佐”骚乱，
起因与紧缩措施有关，抗议、抢掠、冲突迅速蔓延，
当生活对普通人越来越不友好，政治口号再响，也很难压住锅盖。
更要命的是，经济结构还是没有改变，依旧是油价涨就松一口气，油价跌就绷到极限。
九十年代有过回暖，但深层问题还是一直存在。
1998年12月6日，查韦斯赢得总统大选，1999年2月2日宣誓就职。
他上台后推动社会改革，拿石油收入去做福利、医疗、教育，覆盖面确实扩大了。
可这里就冒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福利的钱来自哪里？
当然是来自油价上行期的收入。
油价好，福利就像永动机；油价不好，福利就要靠借、靠印、靠压别的支出。
更现实的矛盾在于制度约束不足时，资源收入会变成肥肉，贪污腐败变得更加容易。
政治冲突也在这个阶段变得更激烈。
2002年4月11日发生政变事件，委内瑞拉的宪政秩序被突然打断。
随后社会对立继续升温，同年12月到2003年2月，反对派发起全国性大罢工，
其中最致命的一击落在PDVSA身上：油运、油港、生产体系被拖住，
政府随后开除大批员工，整套体系的人才与组织能力遭到重创。
时间来到2014年，外部冲击再一次把脆弱性暴露得明明白白。
2014年6月到12月，布伦特原油价格出现剧烈下跌，短短半年跌幅达到四成多。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主要靠卖油，这种下跌等于直接给财政抽血。
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外汇不够了，进口怎么付钱？
粮食、药品、工业零件，样样都要外汇。外汇断了，货架就空，药柜就缺，工厂就停。
国际关系也在这一时期把局面推得更紧。
2017年8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金融相关制裁，限制其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融资。
2019年4月28日，美国进一步实施石油禁运/禁售性质的措施，并冻结相关资产。
外部压力让本就紧张的外汇渠道更窄，油气投资与修复更难推进。
可同时也绕不开另一个问题：如果内部治理更有效、产业更完整，外部压力会不会没那么致命？
很多国家在制裁下也很难受，但不至于让生活系统性崩掉；
委内瑞拉之所以“扛不住”，结构性依赖就是硬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提到，委内瑞拉2013到2021年GDP下降超过75%。
七成多的缩水，意味着大量岗位消失，公共服务失血，货币信用坍塌。
更直观的后果，是人开始离开。
国际组织持续追踪委内瑞拉外迁规模，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与移民接近790万。
一个国家人口往外流，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心理的断裂，
父母带着孩子走，年轻人走，技术工人走，留下的人更难把系统重新撑起来。
并且近年来委内瑞拉原油产量长期下滑，从上世纪高峰到近年已大幅减少，
修复需要巨额投入和长期稳定的规则环境。
这又把问题推回原点：资源为什么没变成能力？
为什么“卖油换钱”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换来农业、制造业、教育体系、技术积累？
为什么每次油价上来，都更像是“喘口气”，而不是“补短板”？
把镜头转到新中国刚成立的年代，会发现另一种思路。
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底子薄，外部封锁严，能走的路其实不多。
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重点押在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上，
当时提出建设一批大中型项目，其中包括156个苏联援助项目。
这一步很“慢”，也很“硬”，钢铁、机械、煤电、化工，
不像进口消费品那样立刻让生活变漂亮，
但它决定了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己造机器、自己修设备、自己建工厂。
有人会问，那时候为什么非要这样苦着来？
1960年就是一个典型的背景。7月16日，苏联召回在华专家，合作合同大量中断。
外援突然撤走，很多项目卡在半路，如果没有“自己能接上”的能力，工业化就会当场熄火。
再往后看，很多关键能力都是在“外部不可靠”的前提下逼出来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这种工程背后要有材料、冶金、化工、仪器、运输、工程组织的完整链条。
必须要有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托着。
能源这件事，中国也走得很辛苦。
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1960年开始投产。
当时条件艰苦，设备不足，气候恶劣，但大庆的意义不仅是产油，更是让工业化有了自己的血液。
一个国家如果连能源都受制于外部，工厂开工、交通运输、军工生产都很容易被掐断。
委内瑞拉是“油太多却过不好”，中国当年是“油不够却要把体系先立起来”，
两种困境背后都指向同一个词：可控。
安全压力也改变了工业布局。
1964年8月12日，周总理批准在西南等内地推进大规模工业建设，
被称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开端之一。
这种往内地搬、往山区建的做法，有成本，也有缺陷，但它背后有明确担忧，
一旦沿海被封锁或遭打击，内地能不能撑住基本生产。
同一时期，“两弹一星”里的“一星”也在继续推进。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这同样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把通信、测控、火箭、材料这些能力串起来。
能造火箭，就更可能造更复杂的设备；能做材料，就更可能做更先进的机床；
能做机床，就更可能把制造业越做越深。
把这两条道路放在一起，最刺眼的差别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钱怎么花”。
委内瑞拉在油价高的时候，进口和消费扩张很自然，也很诱人；
可诱人的东西往往最会拖慢“补短板”的速度。
油价上去，大家更愿意买现成的；
油价下去，才想起要自己造，但时间已经不站在你这边。
委内瑞拉也不是没想过借外资来帮助自己，但是他的层面还仅仅留在用资源交换的浅层。
而中国已经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把工业化的地基打牢，
能让中国在外部封锁、专家撤离、技术断供的情况下还能独立自主的发展。
而委内瑞拉这几十年的教训都没能让自己成功有了别的支撑，只是一昧的依靠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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