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把红灯区写进法典，结果黑帮比客人先到；中国把‘卖淫’俩字钉在耻辱柱，却顺带把一批女人送进缝纫班。”——这听起来像段子，却是过去二十年最真实的社会对照实验。
2002年圣诞节前夜，柏林议会投票通过《性服务法》，条款写得温情脉脉：社保、医保、退休金，一样不能少。媒体欢呼“妓女终于能领年假”，可第一批去注册的，是拎着公文包的土耳其裔“经理”，他们一口气替120名“员工”交了表，地址全填同一间土耳其浴池。政府没料到，合法化第一天，黑帮的工商注册速度比税务局印表机还快。
接下来发生的情节，像一部被剧透的烂片：科隆“天堂”超大型妓院开业，400间客房，地下车库专设运钞车通道；汉堡港口的红灯橱窗被整排包下，租金翻倍，没背景的姑娘直接被“市场”扫地出门。人口贩子在东欧乡下贴出“德国正规劳动合同”小广告，把19岁的摩尔多瓦女孩连哄带骗塞进奔驰面包车，过境时海关只看护照，不问老板。2005年联邦刑局内部报告承认，90%以上已注册“自主营业”的性工作者，背后都有第三方控制，只是合同上写得漂亮。法律把“强迫”二字藏进了脚注。
同一段时间，北京八大胡同正被成片拆除。1950年代初的禁娼不是拍桌子一声吼，而是分三步：先派公安封门，再把姑娘们集中起来查体、问话，最后按意愿分送“新生教养院”。那地方听着像劳改，实际更像技校：上午学识字，下午踩缝纫机，晚上有医生讲生理卫生。结业时，政府按人头发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再帮联系国营被服厂。很多老太太至今记得，当年最怕的不是警察，而是“出去以后没脸跟师傅告别”。三十年里，全国封闭妓院近万家，收容学员不下十万，后来成为纺织骨干的那批人，连插队知青都喊她们“大姐”。
一条把性当生意，一条把性当伤疤，两种手术刀切下去，疤痕长得不一样。德国的问题不是“坏人太多”，而是“合法”二字自带洗钱滤镜：黑帮拿地、装修、招工、打广告，全走公账，税点还能抵扣。警察想查暴力，先得证明“她不是自愿”，可合同、打卡记录、社保单摆在那里，程序绕完，姑娘早被转移到下一家场子。合法化像给犯罪披了件隐身衣，尺码还刚刚好。
中国这边，禁娼确实把“交易”压到了地下，但顺带把“公开剥削”也压成了高风险行为。没有执照、没有橱窗、没有广告，意味着买家和卖家都得不到制度背书，交易退回最原始的“一对一黑箱”。代价是警察抓不完，好处是黑帮不想大规模进场——利润薄、风险高、无法规模化，资本自然懒得举牌。换句话说，德国用制度给犯罪开分公司，中国把生意逼成小摊贩，谁更头痛，看账本就知道。
有人爱说“性工作也是工作”，可没人愿意回答：当这份工作必须由第三方提供客人、场地、安保、广告时，它跟流水线有啥区别？德国经验把答案摊在桌面：合法化没让性工作者变“个体户”，反而让资本方升级成“平台”，抽成比例向美团看齐，差评机制比滴滴还狠。中国经验则把答案翻了个面：只要存在巨大买方市场，彻底消灭是神话，但把供给端打散、把需求端污名化，确实能把“产业”压成“散兵游勇”，让大规模暴力组织懒得伸手。
最讽刺的是，德国政府每年砸上亿欧搞“反人口贩卖宣传”，海报贴满红灯区，一边却继续给大型妓院发牌照；中国这边没那么多口号，却用“拘留+社死”的组合拳，让买方在派出所里就提前体验社会性死亡。两种办法都不完美，一个伤财政，一个伤自由，但对比结果：德国2022年登记在案的疑似被贩卖女性超过1300名，创历史新高；中国同年的数据找不到，可公开报道里，上一次“打掉跨省组织卖淫团伙”还是2021年河南警方一次抄了76人，主犯判了无期，舆论热度连热搜都没挤进前十。
说到底，这不是“开放”与“保守”的口水仗，而是“把剥削放进公司报表”和“把交易压进灰色缝隙”之间的选择。德国用20年证明，一旦性变成明码标标的产业，最大的赢家不是小姐，而是会计；中国用70年证明，彻底消灭不可能，但让黑帮嫌利润薄、让买家怕社死、让女人有别的活路，至少能把“产业链”拆成手工作坊。世界还没找到标准答案，可对照组已经摆在那里：一边红灯璀璨，犯罪数据也璀璨；一边抓不完，却也掀不起大浪。哪个更人道，得看你是站在黑帮的Excel表前，还是站在缝纫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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