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治刚（识局智库创始人兼首席战略专家）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1月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其中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是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二是研究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关工作。
这两项都是极为重量级的新政策。它们看似分属经济调控与社会治理两个领域，但实则共同指向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刻转型，预示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
01
传统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往往沿着各自轨道运行，虽时有配合，但多属临时性、局部性的“组合拳”。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是新提法，也是新的政策部署，很值得关注。
浅见以为，它标志着宏观调控思维的根本转变——从工具叠加走向机制深度协同和融合。
其创新之处，在后续实施中或将主要为构建三大协同机制：
一是“风险－收益的再平衡机制”。
会议明确要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和“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由此，政府可以以财政信用为后盾，赋能传统金融体系最为谨慎的风险评估环节。
这并非简单兜底，而是通过制度设计，重塑银行与民企之间的风险定价模式，化解因信息不对称和抵押物不足导致的“融资高山”。
二是“成本－激励的精准传导机制”。
会议强调的“贷款贴息政策”从消费端延伸至服务业经营主体和中小微企业，实现全链条覆盖。
其精妙之处在于，财政资金不再大水漫灌，而是化身为一支“指挥棒”，通过补贴资金价格（利率），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流向政策鼓励的消费场景、设备更新和民间投资领域，同时直接降低终端消费者与经营主体的成本感知。
三是“供给－需求的闭环激活机制。
政策罕见地同时瞄准供需两侧——既通过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增强购买力，又通过服务业主体贷款贴息增加优质供给。
这种设计旨在打破“有需求无供给”或“有供给无需求”的错配困局，尤其针对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服务消费短板，力求形成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传统以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模式已不可持续。
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政策，其核心，是将扩大内需的支点从“物”转向“人”与“市场主体”，通过激发微观活力来夯实宏观基础。
这既是对“债务驱动”增长模式的审慎扬弃，也是对“增强内生动力”这一根本命题的机制化回应。
02
如果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术”之创新，那么“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则是社会政策的“道”之变革。
它冲击的是实施数十年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其深远意义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这项改革的突破性体现在三个重构上：
一是权利基础的重构。
公共服务享有权与户籍的松绑，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基础，从基于出身和行政身份的“户籍权利”，转向基于居住和贡献的“居民权利”。
这标志着社会治理逻辑从“管治优先”向“服务优先”的深刻转变。
二是财政逻辑的重构。
要落实“常住地供给”，必然倒逼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钱随户走”转向“钱随人走”。
这将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城市不再因害怕增加财政负担而限制人口流入，反而会为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源而竞争性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从而形成“以优质公共服务吸引人，以稳定人力资源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是城市化路径的重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此项政策正是确保近3亿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能“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 的关键制度保障。
通过解决随迁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急难愁盼，实质上是为这部分“新市民”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使其真正融入城市，释放其被抑制的消费潜力和创造活力。
政策确实很好，但面临的挑战与博弈同样深刻。
改革的最大压力将落在人口流入地，尤其是一二线大城市。公共资源的承载能力、财政可持续性、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如新市民与原有市民的福利梯度），都是棘手的难题。
这要求改革必须“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本质上是一场对城市治理能力、财政智慧和改革决心的全面大考。
03
将两项政策置于同一视野下审视，会发现它们绝非孤立乐章，而是共同奏响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变奏”，目标直指“活力”与“公平”的辩证统一。
这两项重量级新政策共同编织了一个“增强内需——促进流动——保障公平——支撑增长”的增强回路：
短期看，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直接为市场和主体注入信心与资金，旨在稳定经济大盘，保障就业，为更深层的社会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中长期看，基本公共服务改革通过消除制度性歧视，提升社会流动性，保障起点公平，让亿万劳动者能更安心地在能发挥最大效能的地方工作生活，这本身就是对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是最大的效率提升。
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与“有温度的社会保障”相互支撑的有机体。经济政策创造财富和机会，社会政策保障公平与安全，两者协同，共同夯实内需体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驱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坚定转型。
04
2026年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和作出的这两项重要部署，一手执“效率”之矛，以机制化创新破局经济循环堵点；一手握“公平”之盾，以权利均等化筑牢社会发展基石。
这既是应对当下复杂形势的务实之举，更是面向未来塑造国家竞争力的深远布局。
它们的成功实施，不仅关乎短期经济波动，更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质量、社会融合程度以及长期增长潜力。
变革已然启幕，其成效如何，将取决于政策设计的智慧、地方执行的力度，以及在动态调整中平衡多方利益的治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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