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重庆歌乐山下,几个农民刨地的时候,家伙什儿“当”的一声,磕着一块硬石板。

大伙儿合力把石板撬开,底下是个早就没人记得的国民党旧碉堡。

碉堡里头,一具白骨被挖了出来,手腕上,还死死地锁着一副锈烂的铁手铐。

这副手铐,像一个不会说话的证人,沉默地讲着二十六年前的一桩旧事。

骨头被送到烈士陵园,专家们一点点拼凑,尘封的特务审讯记录也被重新翻了出来。

一堆线索里,一个几乎被忘了的名字浮出水面——杨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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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一出来,远在北京的朱德元帅那边总算有了回音,他老人家托人找了多少年的“干女儿”,原来在这里。

杨汉秀自己的女儿李继业来说,这是个头,也是个尾。

她嘴里念叨着:“几十年了,我天天想我妈…

现在要见着了,可就剩一把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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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锁着手铐的骨头,要从一座叫“杨氏泽庐”的豪宅大院说起。

那时候的四川广安,这“杨氏泽庐”就像个土皇帝的宫殿,高墙炮楼,枪口黑洞洞地对着外面。

明面上的主人是大军阀杨森,可真正管着这片家业的,是他亲弟弟,也就是杨汉秀她爹,杨懋修。

杨懋修这辈子,就是靠枪杆子和拳头混出来的。

从一个山里头说一不二的头领,干到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手底下养着一帮人,霸占了万亩良田。

他养的那几个儿子,乡里人都背后叫他们“大毛牛”、“二毛牛”,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整天除了吃喝嫖赌,就是横行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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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杨氏泽庐”,名字听着挺文雅,里头却是乌烟瘴气,是个用金子和权力砌起来的大笼子。

可偏偏就在这地方,长出了两个不一样的人。

一个是杨森的儿子,留过洋、脑子里全是新思想的杨汉忻;另一个,就是杨懋修心尖上的宝贝闺女,杨汉秀。

杨汉秀跟别的千金小姐不一样。

人家学弹琴画画,她偏喜欢舞刀弄枪。

别人穿旗袍,她嫌碍事,就爱一身短打,在院子里练剑,那股子劲儿,跟她那些哥哥们完全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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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爱跟堂哥杨汉忻混在一起,听他讲外面的世界,讲什么“民族解放”,讲“社会改造”。

这些话,在她爹杨懋修听来,简直就是要翻天。

有一天傍晚,杨懋修又看见女儿在院子里耍剑,火一下就上来了,吼着让家丁:“把这个死丫头给我捆起来!”

他想不通,金山银山地供着她,好好的豪门亲事都给她安排好了,她为什么非要去管那些泥腿子的死活。

“皇上都没了,你还想包办我的婚事?”

杨汉秀一句话就顶了回去,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她爹的心窝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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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父女吵架了,这是两个时代在顶牛。

她被关了禁闭,可心早就飞出去了。

在堂哥的帮助下,她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思想,后来干脆嫁给了一个当中学老师的共产党员,叫赵致和。

这门亲事,就是她对家里打响的第一枪。

她跟着丈夫去了上海,本想着一块儿出国念书,找救国的法子。

可没过多久,卢沟桥那边枪一响,丈夫又得了重病没了,她所有的念想都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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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她只能拖着两个还不记事的孩子,又回到了那个让她喘不过气的“杨氏泽庐”。

回来后的杨汉秀,就像被关进笼子的鸟,整天看着高墙外的天发愣。

丈夫临死前说的话,救国的念头,像火一样在她心里烧。

就在她快熬不住的时候,家里请来一个英文家庭教师,叫朱挹清。

这人看着斯斯文文,话不多,其实是地下党。

他看出来杨汉秀不是个安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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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悄悄递给杨汉秀一张纸条,上面就两个字:朱德。

这名字一下子就把杨汉秀拉回到了十四年前。

一九二六年,朱德还在杨森的部队里做事,常到杨家来。

那时候杨汉秀才十四岁,特别崇拜这个气度不凡的“朱伯伯”。

朱德当时还开玩笑,说要认她当干女儿。

这话,杨汉秀一直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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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名字成了她唯一的希望。

她决定了,要去延安,去找“朱伯伯”,去找那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她最后一次给两个孩子盖好被子。

四岁的儿子睡得迷迷糊糊,问她:“妈妈,你怎么不脱衣服睡觉呀?”

她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可死死地咬着嘴唇,没敢哭出声。

她知道,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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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有大事要做,”她摸着儿子的脸,“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她趁着家丁换班的空档,把早就准备好的包袱扔出墙外,自己牵着马,用大小姐的派头唬住看门的卫兵,一鞭子抽在马背上,冲进了夜色里。

身后的“杨氏泽庐”,很快就成了一个黑点。

一九四零年,在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杨汉秀终于见到了分别十四年的朱德。

她剪了短发,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像个换了个人。

她“啪”地一个立正,敬了个军礼,喊了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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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看地图的朱德总司令抬起头,愣了一下,才认出她来。

“是你呀…

汉秀!”

朱德又惊又喜。

“朱伯伯,您还认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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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大小姐都跑来上前线了,我这个总司令还有啥不放心的?”

朱德的大笑,让她一路上的辛苦和害怕都烟消云散了。

在延安,她进了中国女子大学,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吴铭”,意思就是“无名”。

她要把过去那个杨家大小姐彻底埋掉。

一九四六年,仗越打越厉害。

组织上给了她一个任务:回四川去,利用她杨家小姐的身份,在敌人后方搞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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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朱德亲自送她,表情很严肃:“你这是回虎口里办事,坐牢、挨打、掉脑袋,都得有准备。”

杨汉秀一回到重庆,特务的眼睛就盯上她了。

可杨家的面子毕竟还在,连蒋介石都去“杨氏泽庐”吃过饭,特务们一时半会儿也不敢乱来。

可他们没想到,这位杨家小姐回来,不是省亲,是来抄自己家的。

杨汉秀腰里别着两把枪,带着一帮武装起来的佃户,直接冲进了“杨氏泽庐”。

当着她那几个吓傻了的哥哥的面,把家里的地契、账本全收了,换成枪和粮食,送去支持地下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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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闹的动静太大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杨汉秀在渠县被国民党特务头子雷天元带人包围了。

面对黑压压的枪口,她一点没慌,还真端起了大小姐的架子,呵斥那些特务给她准备滑竿抬着走。

就趁着这个机会,她把一张写着警讯的纸条,悄悄塞进了一个路边看热闹的小孩衣领里。

情报送出去了,她也安心地走进了渣滓洞的监牢。

老虎凳、辣椒水,各种刑罚都用上了,可杨汉秀一个字也没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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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眼看国民党快不行了,杨森动用关系,把她“保外就医”弄了出来。

在车上,杨森旁敲侧击地问她,共产党以后会不会算他的旧账。

杨汉秀就回了一句:“朱伯伯是啥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这话让杨森的脸当场就拉了下来。

没过多久,杨森被任命为重庆卫戍司令,为了给蒋介石表忠心,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号,他下令在重庆放了一场大火,烧死了上万老百姓。

第二天,杨汉秀直接冲进杨森的官邸“渝舍”,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指着杨森的鼻子骂:“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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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火是你放的?”

这一骂,彻底断了他们之间最后一点亲情。

杨森动了杀心。

几天后的一个雨夜,特务冲进了杨汉秀的住处。

她很平静,叠好衣服,换上件干净的衬衫。

在被押上车的路上,她知道自己活不成了,用手铐猛砸车窗,做最后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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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扑上来,用布袋套住她的头,绳子死死勒住了她的脖子。

为了给准备跑去台湾的杨森一个交代,特务草草拍了张照片,就把她的尸体,连同那副没打开的手铐,一起埋进了碉堡下的土坑里。

二十六年过去,当她的女儿李继业捧起母亲的遗骨,那副锈住的手铐依旧紧紧锁在腕骨上。

从一个军阀家舞剑的大小姐,到一个戴着手铐被秘密处决的无名烈士,她自己选了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