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八十年前，长乐路富民路交会处这幢历史建筑重新开放了！丨“合众”先贤们的静安往事|历史建筑|富民路|藏书|郑振铎|长乐路|静安|顾颉刚

近日，“上海图书馆家谱馆”在位于长乐路与富民路交会处，原合众图书馆旧址上正式对外开放。馆内一层设有专题展厅，首展以“众擎易举——合众图书馆的前世今生”为主题，在向当年创办“合众”的诸位先贤致敬的同时，也通过珍贵善本、实物陈列与情景还原，生动再现了“合众”的历史脉络与精神传承，带领观众们重回八十多年前的那段厚重岁月。

文｜邱力立

“合众”先贤们的静安往事

▲合众图书馆新貌：上海图书馆家谱馆

郁婷苈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遭受了国土与文化根基被摧残的创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位于原闸北的东方图书馆遭到日本人纵火焚烧，致使馆内珍藏的40余万册古籍珍本与各类图书顷刻间化为灰烬，成为深深烙印在无数爱国志士心头无法抹去的伤痛。因此，如何为劫后幸存的珍贵古籍寻得一处安全、长久的归宿，也就成了萦绕在有识之士们心头的一道迫切难题，在他们中间，就有后来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始人叶景葵与张元济。

1935年，当叶景葵与友人蒋抑卮、王绶珊避暑于莫干山时，即围绕此问题谈到：“景葵以为方法有二：一则捐赠浙江省立图书馆，该馆管理尚善，当可不负委托；或则合办私家图书馆，王先生所藏最多，可即以‘绶珊’名馆”。（引自柳和城编著《叶景葵年谱长编》）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烽火再起，当时叶景葵因身在武汉无暇顾及上海家中的藏书，好友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闻讯后，以71岁的高龄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叶位于沪西的住所兆丰别墅内，为其整理看管藏书。此举令叶景葵感动万分，也更加速了他们通力合作创办私家图书馆的进程。

1939年8月，由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联合发起的合众图书馆成立。为做表率，叶景葵带头将自己历年收藏的各类珍贵古典文献合计约3万余册捐入馆中。随后，张元济、陈陶遗、蒋抑卮、叶恭绰、李拔可等也纷纷慷慨捐赠各自收藏的古籍珍本不计其数。众人通过齐心协力，为抢救在抗战中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古籍流失”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正如合众图书馆于1946年时向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提交《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中所写到的：“命名合众者，取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为创”，这也是合众图书馆馆名的由来。

合众图书馆创立后，初设于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614号，后因场地狭小，于1940年由叶景葵捐资购地在现址建造图书馆新楼，这幢呈现“凸”字形的街角建筑由建筑师陈植设计，以现代主义风格为主，外立面朴素简洁。据说这样的设计既是为了节约开支，也是为了避免当时日本侵略者的注意。

▲“凸”字形街角建筑邱力立摄

约同时期，叶景葵、张元济二人因自己年事已高，在经过一番寻觅后，找到了当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的顾廷龙，邀请其南下前来主持图书馆日常事务。顾在接到两位前辈的来信后也不负众望，放弃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优厚待遇，毅然南下上海，担任图书馆总干事，并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珍宝”。

除了古籍珍本外，合众图书馆还致力于家谱、日记、手札、名人档案资料、革命文献等的抢救与收藏。因此，丰厚的馆藏也吸引了众多学者慕名而来或来信咨询，其中知名的就有文学家胡适、钱钟书、冒广生、钱南扬、冯其庸，历史学家郑振铎、周谷城、顾颉刚，地质学家章鸿钊，生物学家秉志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与静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适曾于1927—1930年居住在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49号，其间任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另外还与徐志摩等人开办新月书店，并于1928年3月创刊《新月》杂志。

胡适（1891—1962），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旧居

胡适对住在极司菲尔路49号三年半时间的生活评价道：“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胡适在此完成了他过去没有完成的《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引自章正元编著《静安文博钩沉》）

之后，胡适也曾多次来到上海。1946年，正从事郦道元《水经注》考证工作的胡适需要寻找各种版本进行参考对照，当他从叶景葵处获悉合众图书馆内就收藏有全祖望《重校 <水经注> 》稿本时，顿时喜出望外，于是便随叶欣然前往。一到馆内，又见顾廷龙在理事，更是高兴，便顺手把顾拉入了他的“郦学”考证圈。

抗战期间，郑振铎任教的暨南大学因遭受战争影响，从上海真如地区迁来康脑脱路的一幢洋房内（现康定路528号）办学。

郑振铎（1898—1958），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作家、文学史家。

暨南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暨南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校方为进一步便于招收海外新生，将校址从南京迁往上海真如，并于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烽火使得暨南大学真如校区遭到重创，暨大师生被迫迁入租界。在康脑脱路临时校舍办学期间，作为暨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的郑振铎，除了在课堂上经常为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讲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诗篇外，还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复社”所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并在之后与胡愈之等人一起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书籍，为当时身处抗战中的各界人士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寇铁蹄的日益临近，不愿做“亡国奴”的暨大师生们预感到了“最后一课”的到来，郑振铎将这一幕写入了他的名篇《最后一课》中：“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在合众图书馆的先贤之中，若论与静安渊源最深者，则非张元济莫属。

自1913年他在极司菲尔路40号购地建房开始，张元济足足在静安生活了25年。直到1939年，才因家境窘迫及“汪伪特工总部”入驻极司菲尔路76号等原因，被迫卖掉老宅，举家迁居至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方花园24号。在此期间，胡适、梁启超、蔡元培等各界名流都成为过张府的座上宾；张元济也时常亲赴位于现康定路江宁路东北角的徐园，观赏由“传字辈”艺人献演的昆曲。

▲徐园

徐园在昆曲艺术的传承上也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年昆曲式微的环境下，徐园主人徐凌云与实业家穆藕初等人一起组织昆剧保存社，后又创办昆剧传习所（也有写作“昆曲保存社”），为昆曲“传字辈”演员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援助。1925年下半年，穆藕初离沪后，传习所因维系艰难导致昆曲传承再度面临挑战，就在此危难关头，徐凌云再次向“传字辈”伸出援手，主动向他们敞开徐园大门，不仅提供免费住宿，还为他们安排各种演出机会，使昆曲艺术得以渡过难关。

张元济也在这段时期给予了“昆曲传承”莫大的支持。作为徐园的常客，他在1927年12月10日致俞振飞的信中写到：“元济于昆剧素乏研究，惟极喜其词旨优美，音韵和平，以为可以怡情淑性，故常涉足徐园，藉聆雅奏。”与一般观众有所不同，张元济在观戏前总要先问清当天的演出戏目，然后携带曲谱来到徐园，边赏戏边仔细阅读曲谱。据说有一次，演出时天降大雨，台下观众见状纷纷离席，唯独张元济一人仍沉浸在笛韵悠扬、余音绕梁的昆曲世界中，津津有味地欣赏完整场演出。

1953年，在张元济的主动促成下，历经14年风雨坎坷的合众图书馆，完成了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捐赠一事，并于次年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又与明复图书馆、鸿英图书馆等一起合并成为如今的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出任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王元化曾称其为“乃吾国当代图书馆事业之开山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