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清那段历史，有两件事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件是差点就把大清根基给摇散了的太平天国，另一件是最后把封建王朝送进坟墓的辛亥革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两场隔了半个世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变革，它们的源头，都惊人地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两广地区，这背后藏着一条很少有人提起的深层逻辑，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洪秀全和孙中山，把旧式的农民起义和近代的民主革命，都串在了这片南国的土地上。
想搞明白这事儿，眼睛就得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瞅，在“一口通商”那套规矩下，广州十三行把整个帝国对外做生意的活儿全包了，珠江口上船来船往，大把的银子和货物在这里进进出出，也养活了一大帮子靠外贸吃饭的人，从码头上扛大包的苦力，到运货的船夫，再到给洋人打下手的买办和手艺人，几十万人的饭碗，都吊在这唯一一个通商口岸上，那时候的两广，特别是广州，是整个帝国里感受世界心跳最清楚的地方。
可1842年那张《南京条约》，把这一切都给改了，五口通商，上海、宁波这些新口岸一开，就像釜底抽薪，瞬间瓦解了广州的贸易垄断地位，外国商船都就近找港口了，广州的生意一落千丈，有学者算过，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可能让广州附近超过十万的手工业者、船夫和码头工人没了活路，他们从繁华都市的建设者，一下子变成了没家可归的流民，心里那股火，一股是对着“洋人”，一股是骂朝廷没用。
这股巨大的社会动荡，为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洪秀全的广东花县人，正过着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考科举老是考不上，这条路算是彻底断了，1843年，他第四次落榜之后，心灰意冷的他又捡起了几年前在广州街头拿到的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小册子，这一次，书里的东西跟他个人的失败、社会的苦难搅和在一起，发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他把上帝、天国跟中国的“平均”、“大同”思想一锅烩，搞出了个“拜上帝教”。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刚开始在广东老家传的时候，走得特别艰难，广东那地方宗族势力太强大了，地方上的乡绅对这种“歪门邪道”警惕得很，也排斥得很，洪秀全和他最早的信徒冯云山这些人，就把眼光投向了旁边的广西，那时候的广西，社会矛盾比广东还要尖锐，不光是官府腐败、土地兼并厉害，还有“客家”和“土著”之间常年累月的残酷械斗，拜上帝教的教义，正好给在械斗里吃亏的客家人提供了精神上的保护和组织起来的力量。
更关键的是，那些从广东破产失业的流民，大批大批地涌进了广西，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当洪秀全那种人人平等的想法传过来时，很快就在这些被边缘化的客家农民和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里找到了共鸣，所以太平天国早期的核心兵源，主要是广西本地的农民，特别是客家人，而从广东流落过来的失业者就成了一支很重要的补充力量，可以说，广州的经济冲击提供了催化剂，而广西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和薄弱的统治秩序，才最终让太平天国的大火烧了起来。
半个世纪后，历史的舞台又一次对准了两广，但这次，演的是一出完全不同的戏，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同样是广东人，出生在紧挨着澳门的香山县，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市，他的成长轨迹，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片土地能孕育出近代民主革命，孙中山年纪很小就跑到夏威夷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医，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泡在中西交融的环境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些西方政治学说，给他提供了推翻旧制度、建立共和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来自庞大的海外华侨群体，这些华侨里头，又是广东、福建籍的占了绝大多数，需要说清楚的是，他们里头绝大部分都不是太平天国失败后跑出去的志士后代，而主要是晚清那会儿，因为老家人口太多、地又少又贫，为了混口饭吃才远渡重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海外的艰辛打拼，不光是攒了钱，更重要的是开了眼界，亲身体会到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成了国家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当孙中山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时，这些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便成了他最坚定的“革命之母”，他们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捐款支持，为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费，没有这股来自海外的强大助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根本没法想象的。
而且，两广挨着香港、澳门的独特地理位置，给革命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方便，特别是英国人管着的香港，成了革命党人策划起义、印宣传品、转运军火和筹集资金的“神经中枢”，从1895年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震动中外的黄花岗起义，一系列关键的革命行动都是在香港策划和遥控的，当然，这种庇护也不是绝对的，在清政府的外交压力下，港英当局也曾经好几次驱逐革命党人，但这片“法外之地”的客观存在，无疑为屡败屡战的革命党人提供了宝贵的喘息和重整旗鼓的空间。
到这儿，那条深层的逻辑链条已经很清楚了，两广，作为帝国最早被迫打开的“南大门”，最先也最深刻地承受了近代化浪潮的全面冲击，太平天国，是它在剧痛中用一种旧式的、夹杂着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形式做出的激烈回应，而辛亥革命，则是在这个地缘基础上，由具备了现代思想和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领导，依靠海外同胞的经济支持，发动的一场旨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却都根植于这片特殊的热土，这绝不是巧合，而是近代中国百年命运变迁在这片土地上的必然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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