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一种离别,出门时还是鲜活的少年,再有消息时,已化作异乡的一捧黄土。很多时候,我们走在平坦的大道上,坐在飞驰的高铁里,或者在安稳的边境线上看风景,很少会去想,脚下踩着的、眼前看着的,究竟是谁用命换来的。
咱们把目光投向那些被时间掩埋的坐标,去看看那些远行者的长眠之地。
哪怕到了2026年,提起唐纯信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依旧寥寥无几。但在他的家族记忆里,这个名字是一道跨越半个世纪的伤疤。
大家都说落叶归根,可对于唐纯信来说,有家人的地方才算归宿,而他却在数百里外的陌生山坡上,独自躺了太久。那座坟,几十年都没见过一把新鲜的花。直到他八十多岁的老哥哥,步履蹒跚地找来,才把这一场迟到了大半辈子的思念重重放下。
事情得回到1971年。那会儿修铁路,特别是襄渝线,那是真正的“硬骨头”。唐纯信十九岁,正是想出去闯闯的年纪。家里人舍不得,但他铁了心要见见世面,也许心里还憋着股劲儿,想为家里争口气。走的那天,哥哥们端着自家酿的红薯酒给他饯行,约定好“平安回来好好喝几杯”。谁能想到,这杯酒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他到了5831部队,成了一名铁道兵。那是个“命比钢还硬”的年代。唐纯信写回家的信,字迹潦草,带着泥巴和汗水的味道,他在信里叮嘱老人好好吃饭,甚至还托人给母亲带了点山里的柿子,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回家帮母亲干农活。人总是这样,习惯在字里行间点缀未来,却不知命运的转折就在下一秒。
那个初冬的中午,也没什么特别的预兆。一队人正在修桥,还没来得及吃饭就上了架桥机。一声巨响,庞然大物失控倒塌,十九个年轻的生命瞬间被压在钢铁与泥浆之下。唐纯信就在其中。被挖出来时,手腕上的灰还没擦干净,人已经没了。
消息传回湖南老家,母亲晕了过去,哥哥们守着那封“等我回来”的信哭得没了人样。从那以后,家里多了一只锁着的箱子,装着他的旧钢笔、军帽和半张相片。母亲每年过年都要悄悄翻看,仿佛只要东西在,人就能回来。
最让人心酸的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烈士的安葬信息并不详尽。有的说是集体葬,有的说迁走了,墓碑上甚至只有编号。唐家人找了数十年,听了无数个版本,直到很多年后才确定了地点。
当白发苍苍的大哥终于站在达州的烈士陵园里,抚摸着弟弟那块被风雨侵蚀的墓碑时,他呢喃着:“纯信啊,我们终于把你找到了。”那声音小得像风吹过稻田。这种长时间的隔绝,说开了就是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现在如果你去坐成昆线或者襄渝线,每穿过一条隧道,其实都可能是穿过了一个年轻人的身体。他们构成了铁路的钢骨血肉,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静默无声。好在这些年,清明节开始有人来送花了,人们终于意识到,原来这段铁路,真的是用命铺出来的。
如果说唐纯信代表的是建设年代的牺牲,那康西瓦烈士陵园,就是和平年代最锋利的刺痛。
这里海拔4280米,位于喀喇昆仑山腹地,被称为“最孤独的烈士陵园”。在这个高度,空气稀薄,风如刀割,普通人走两步都喘,更别说长眠于此。
如果你从叶城出发,沿着219国道一路向高处走,依然会感到一种苍凉的压迫感。路边的标语“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每次看到都让人心头一颤。这句话的主人陈祥榕,牺牲时还不满19岁。
这里不仅躺着陈祥榕,还有陈红军、肖思远、王焯冉,以及早在1962年那场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先辈们。
2021年之前,这里的条件还很简陋,墓体是石块水泥砌的,甚至有些墓碑上的字迹都模糊了。后来,在多方推动下,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现在去,你会看到黑色的纪念碑庄严肃穆,那是国家对英灵的交代。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吕书墨的小女孩,几年前她才12岁,就跟着妈妈从深圳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她在陈祥榕墓前摆上橘子——因为听说烈士生前爱吃。在无名烈士碑前,她拿出小手帕,一点点擦拭碑面。她说:“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太可惜了。”
有的远方,仅仅抵达,就已用尽全部力气。对于烈士家属来说,这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有一对七十多岁的四川老人,直到2015年才知道亲人葬在这里,跪在墓前痛哭:“小叔,对不起,我来晚了。”
在这个网络时代,康西瓦也曾遭遇过令人愤怒的插曲。2021年,有个叫李某的博主,为了博流量,竟然在烈士墓前摆拍侮辱性动作,甚至踩踏墓碑底座。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无知,更是对社会底线的公然践踏。好在法律没有缺席,检察机关提起了公益诉讼,李某最终付出了代价。这件事也成了一个转折点,让更多人意识到,英烈的尊严不容亵渎,这片高地,必须用心守护。
现在,陵园里常有志愿者去帮忙整理信息,哪怕是路过的退役军人,也会留下自己珍藏的徽章。就像那位守护者杨珂说的:“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在这里,你会明白,他们从未离去,他们已成为山河。
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回到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在南京紫金山脚下,也埋葬着一群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每当看到明孝陵前人流如织,我总会想起那些陪朱元璋打天下的兄弟们。洪武三年,老朱论功行赏,封公封侯,还发了免死铁券。可讽刺的是,这34家拿到铁券的,最后只有两家善终。看似免死,实则催命。
徐达,大明开国第一功臣,死后被赐葬在钟山之阴。如今在板仓街,他的墓园还在,神道上有300多米长,石兽和翁仲静静伫立。朱元璋亲自给他写的碑文,洋洋洒洒2000多字,甚至还有标点符号,这在古碑里极为罕见。即便如此,比起隔壁热闹的景区,这里依然显得冷清。
还有常遇春,人称“常十万”,只要给他十万兵就能横推天下。他40岁就暴病而亡,朱元璋痛哭流涕,把他葬在钟山之下。现在要找他的墓可不容易,得从地铁口出来,逆行一段路,钻进一片竹林。那位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猛将,就在这片松涛竹海里睡了600多年。虽然神道石刻精美绝伦,尤其是石马鞍上的龙纹,简直神乎其技,但原本该有的赑屃碑和文臣像早已不知去向。
附近的仇成墓破坏得更严重,石虎的前腿甚至是用水泥修补的。至于吴良、吴祯两兄弟,神道石刻甚至因为建设需要搬迁过。
最让人唏嘘的是朱元璋最疼爱的八女儿福清公主。她琴棋书画精通,还有治国安邦的见识。她的墓在1998年才被发现,早已被盗掘一空。当年甚至有传闻说有专门的守墓人,其实那是找不到工作的民工为了省钱,无奈住进了墓里。
这些功臣名将,生前何等风光,死后却大多寂寥。除了历史爱好者,鲜有人特意去探访。时过境迁,历史的尘埃落定后,剩下的只有石头和荒草。
从19岁的铁道兵唐纯信,到19岁的戍边英雄陈祥榕,再到600年前的徐达、常遇春。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身份不同,但命运却有着某种相似的悲凉与厚重。
他们都是“远行的人”。有的为了修路,有的为了守边,有的为了打江山。他们离开了故乡,把生命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他们用生命铺就的时代里。高铁飞驰的轨道下,有着铁道兵的忠骨;边境安宁的雪山顶,有着战士的英魂;城市繁华的根基里,有着历史人物的积淀。
今天,当我们讨论时政,讨论发展,讨论宏大叙事的时候,或许该分一点点时间,给这些长眠在远方的人。
不需要太多华丽的祭文,哪怕只是路过时的一瞥,哪怕只是在心里轻声说一句:“谢谢,我们记得。”
因为,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而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远行的人,就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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