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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深夜，深圳龙华的一片荒地上，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蹲在泥地里，手里攥着一根烟，眼睛盯着远处的灯火。身后的工地上，推土机刚刚停工，几栋厂房的地基勉强成型。工人们已经散去，只剩下他和满地的建筑垃圾。
这个男人叫郭台铭，此刻他正在做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赌注——把公司的全部身家压在这片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如果赌输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将付之东流。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故事要从更早讲起，1974年的台北，二十四岁的郭台铭刚刚从海运公司辞职。他揣着母亲抵押房子借来的三十万台币，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铁皮屋里创办了鸿海塑料。那时候的鸿海，只有十几个工人，生产最不起眼的塑料零件——电视机上的旋钮。厂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能看见哈气。郭台铭既是老板，也是业务员、司机、搬运工，有时候还要亲自上机台。
创业的头几年，日子苦得难以下咽。大客户看不上这种蚂蚁大小的工厂，小订单利润薄得可怜。1975年，原材料价格暴涨，鸿海几乎撑不下去。合伙人纷纷撤资，只剩郭台铭一个人死扛。他把工厂当成家，三年没有休过一天假。老婆带着孩子住在娘家，他连回去吃顿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最难的时候，郭台铭问自己：为什么别人的工厂能活，我的就不行？他发现，塑料零件门槛太低，谁都能做，价格战打到最后只能一起死。必须找一条别人不愿意走的路。1977年，他做出了第一个关键转型：放弃塑料旋钮，转做连接器模具。
连接器听起来不起眼，却是电子设备的"关键"，技术含量远比塑料件高得多。当时台湾几乎没有人做这个，设备要从日本进口，技术要从零开始摸索。郭台铭把仅有的利润全部砸进去买设备，又厚着脸皮到处挖人才。
他定下一条规矩：模具精度必须达到日本水准，做不到就拆掉重来，直到做到为止。这种近乎偏执的品质要求，成为鸿海日后崛起的基因。
八十年代，个人电脑浪潮席卷全球。每一台电脑都需要大量的连接器和机壳，而鸿海正好站在风口上。订单雪片般飞来，郭台铭却高兴不起来。台湾的人工成本在涨，地价在涨，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他意识到，如果不找到一片成本更低的土地，鸿海迟早会被挤死。
1988年，郭台铭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深圳刚刚开发，一片荒芜，基础设施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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