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终究未能逃脱崩塌的命运。1979年，伊斯兰革命席卷全国，没有经济危机的冲击，没有军事失败的拖累，却因宗教诉求与社会矛盾的交织，让世俗政权黯然离场。伊朗人民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选择了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将美国称作“大撒旦”，学生占领美使馆扣押外交人员444天的事件，彻底激化了国际矛盾。这场革命看似是人民的自主选择，却为后续四十年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宗教与世俗的撕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始终未能找到和解之道。
如今的伊朗正深陷多重困境。经济上，通胀率飙升至49%，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五个月内暴跌30%，青年失业率高达25%，大量本科毕业生被迫从事外卖等基础工作。石油作为经济命脉，在美欧制裁下日产量跌至十年新低，“向东看”的战略因基础设施滞后难以落地，财政缺口只能靠印钞填补，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层面，城市化率突破80%带来的世俗化浪潮与宗教传统产生激烈碰撞，超过半数民众认为女性头巾佩戴应属个人自由，三分之二的清真寺日均客流不足十人，宗教权威持续衰退。
外部环境的恶化更让局势雪上加霜。美国与以色列的持续施压从未停歇，特朗普政府不仅多次威胁“严厉打击”，更被曝听取对伊军事打击方案，国务卿与以色列总理密集通话协调立场。伊朗官方谴责美以通过“认知战”煽动内乱，联合国数据显示2025年伊朗死刑执行量超1500例，约四成与示威相关，社会对立不断加剧。尽管政府呼吁团结、承诺根除腐败，军方誓言捍卫国家利益，但断网限流、数字监控等管控手段，难以弥合深层次的社会裂痕。
小巴列维号召群体行动引发响应的现象，恰恰印证了巴列维时期现代化成就的残留号召力。当年那场放弃经济繁荣、选择宗教主导的革命，如今正面临历史的反向拷问。一个拥有丰富资源、高素质人口和辉煌历史的国家，为何在四十年间从发展新星滑落至动荡边缘？核心答案在于未能解决好内部治理的根本问题，也未能处理好与世界的相处之道。
伊朗的困境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国家的强大最终要靠自身建设，外部的同盟与依附都无法替代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的深意，正在于看清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与国家利益的本质——生意合作可以互利共赢，但国家发展的根本出路，永远在于解决自身的矛盾、夯实自身的根基。
当前的伊朗，内部矛盾积重难返，外部压力步步紧逼，局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但无论未来如何演变，伊朗的发展历程都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现代化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制度选择需要兼顾传统与现实，而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最终都建立在民生的改善与民众的认同之上。历史无法重来，但教训值得铭记，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仍是伊朗乃至许多国家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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