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从一句学术倡议升格为席卷整个法学界的政治性工程，各大法学院校、期刊、课题纷纷将这颗明珠奉为圭臬之际，我们想要弱弱地发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追问：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究竟是在铸造开启未来的钥匙，还是在搭建一座精致的学术牢笼？
表面上看，这套叙事完美无瑕。对内，要解释中国法治的独特性；对外，要争夺国际话语权；其根本目标，则是实现知识生产的独立与安全。三大理论支柱也早已被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以及对国外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施工蓝图更是貌似清晰，从标识性概念提炼到学科体系重构，从实践导向到守正创新，环环相扣。然而，越是宏大的叙事，越可能掩盖深刻的裂痕。当掀开这层幕布，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悖论、自相矛盾，甚至在根基上就摇摇欲坠的"构建"迷梦。
"自主"二字，是首当其冲的语义黑洞。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没人说得清，但所有人都在用。最危险的倾向，是将"自主"等同于"与西方不同"。这种区隔性自主的底层逻辑是，只要我们的概念体系与西方主流法学保持距离，自主性便自动确立。于是，一些早已被历史淘汰的本土概念被重新包装，一些古代词汇如"无讼""天理"被粗暴地从其历史语境中剥离，强行塞入现代法治的框架，结果只能产出语义模糊、毫无分析效力的学术垃圾。更讽刺的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人类法治文明中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共识被刻意回避，最终把自己逼进"自说自话"的孤岛。这恐怕不是学术自信，而是知识民族主义；不是理论创新，这是概念的通货膨胀。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自主知识体系本应是在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通过学者们的自由探索、激烈辩论和学术竞争，自下而上有机生成的。然而当下的构建工程，却充满了设计、规划、有组织科研的指令性色彩。当"自主"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体制性任务，学者的首要考量不再是知识的真理性，而是话语的正确性；研究的动力不再是智识好奇，而是对项目资源的追逐。这种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自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修辞——它试图用行政命令规划出学术创新，说实在的，这恐怕违背了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律。而其结果，最终可能不过是一场精致的"政策阐释学"表演，而非真正的理论创造。
方法论层面的虚伪性，则让这场运动显得尤为苍白。尽管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中国法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严重依赖西方法学，特别是部门法研究中的教义学方法。学者们用着西方的"矛"攻击西方的"盾"，底层操作系统全是舶来品，却硬要产出"自主"的知识成果。这种精神分裂式的研究，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理论？
对本土资源的挖掘同样停留在浪漫主义想象层面。论者呼吁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发掘自主方法论，但"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等思想如何转化为分析当代复杂法律问题的有效工具？没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应用也常流于形式，沦为论文开头必须引用的"帽子"，未能真正内化为具有批判性和解释力的分析视角。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那些本该是深入中国实践的利器，如田野调查、数据分析、案例研究——在当前的学科格局和评价体系下却鲜少有人认真对待。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老毛病，在这场运动中不仅没治好，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冷。许多号称"立足实践"的研究，其所谓的"实践"不过是对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和官方报道的文本解读，与其说是"立足实践"，不如说是"立足宣传"。它所构建的理论，只能解释一个"应然"的、被官方话语塑造的"中国"，却无法触及现实中充满矛盾、冲突和模糊性的真实法治运作图景。
制度性障碍构成了最坚硬的牢笼。学术评价体系是根失灵的指挥棒——我们至今未能建立衡量"自主性"和"原创性"的有效指标，评价标准仍然唯期刊级别、课题层级、经费数额是论。学者们自然选择风险低、见效快的"安全"论文，而非长期积累、充满风险的原创探索。同行评议本应识别和筛选真正的创新，却在人情关系、学术山头、行政权力的干扰下，常常让平庸之作借"江湖地位"登堂入室，而颠覆性的原创思想因挑战权威被扫地出门。请问，没有优胜劣汰的学术市场，放任劣币驱逐良币，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从何涌现？
当前的知识生产机制本身也在扼杀创造力。在"有组织的科研"模式下，研究议题被设定，路径被规划，结论被预设，学者沦为"学术项目经理"或"课题农民工"。真正的知识突破往往诞生于意想不到的自由探索，而非规划好的图纸。
教育体系的滞后则让这场运动连形式都无法保证。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启动"自主知识体系"系列教材建设，但"运动式"推进极易陷入"换汤不换药"的窘境——华丽的"自主"封皮下，依然是陈旧的知识内核。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多停留在管理者层面，未能有效渗透教学一线。
当法学界还在为"自主"争论不休时，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已席卷而来，带来了更根本的挑战。一方面，技术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发现本土法律规律、提炼自主知识的"捷径"。另一方面，AI带来的法律问题正在颠覆法学基本范畴。当自动驾驶汽车致人损害，责任主体是谁？当AI生成内容侵犯著作权，谁是作者？这些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法律对话与规则协调。一个过分强调本土特殊性、致力于与主流国际法学"区隔"的"自主"体系，是否有能力回应这些挑战？会不会因"自主"而错失参与构建未来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机会，在更重要的领域丧失话语权？当前的所谓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运动，将主要精力投入历史资源整理和政策阐释——它在努力"向后看"和"向内看"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向前看"的重要性?
说到底，以目前的方式，我们构建不出真正自主、开放、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这场运动呈现出的是急切与浮躁，过多关注知识的"标签"而非"品质"，过度依赖行政推动而非学术生成。其根本风险在于，最终"构建"出的可能是一个与国际前沿脱钩、与真实实践疏离、缺乏批判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封闭知识体系。这样的盆景虽然能满足一时宣传需要，却无法承担解释复杂中国、参与全球对话的学术使命。
因此，中国法学界或许该适度走出对"构建"的执念。一个健康、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靠运动式"建造"出来的，而是从健康的学术生态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也许，我们真正需要"构建"的，不是知识体系本身，而是能让优质知识产生的土壤和环境。一个自主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本不需要刻意"构建"，它应该也必须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