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号,兰考火车站突然被一层“白雪”覆盖了。

那不是天灾,而是全县十多万老百姓自发买光了布店所有的白布。

灵车一动,哭声把火车站的顶棚都要掀翻了,所有人都在喊同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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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跪在泥地里,一步一磕头,生生把三里的路走成了两个钟头。

01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列挂着黑色挽联的专列缓缓滑进兰考站。

车头上那个黑白像,让站台上的人群瞬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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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县里没组织,也没动员,但这十万多号人就是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了。

大家手里攥着白布条,有人甚至把床单撕了缠在头上,场面比自家办丧事还哀戚。

当那具沉甸甸的棺椁被抬下来的时候,维持秩序的民兵根本挡不住。

人们像潮水一样扑上去,有的扶着车帮子号啕大哭,有的干脆趴在地上。

大家嘴里喊着那位书记是为他们累死的,场面让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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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三里地的路程,对灵车来说简直像是万里长征,每挪动一米都难如登天。

02

这事儿得往回倒个四年,也就是一九六二年。

那时候的兰考,说白了就是个烂摊子,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把老百姓折腾得没路走。

焦裕禄刚来的时候,兜里揣着一张调令,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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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别说种庄稼,连棵像样的树都难找,到处都是逃荒的人。

他没在办公室里坐着听汇报,而是直接下乡了。

这一走就是五千多里,全县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用脚量了大半。

风沙满天的时候,别人往屋里钻,他往风口跑,去查那流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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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下得路都看不清,他在齐腰深的水里趟,就为了看洪水往哪边流。

老百姓住草棚子、睡牛棚,他也跟着住,一点儿架子都没有。

这种活法,身体哪能受得了?

03

一九六三年,兰考的夏天终于见了点儿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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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产量翻了一倍,老百姓手里总算有点儿余粮了,可焦裕禄的身体却开始报警。

那时候,很多人发现他在开会的时候有个怪动作。

他喜欢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膝盖狠狠地顶住肝部。

手里那支钢笔,也被他当成了止痛药,疼得受不了就往怀里按。

时间久了,他坐的那张藤椅,右边竟然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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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劝他去看看,他总是摆摆手,说那是老毛病,不碍事。

甚至有中医给他开了药,他一看药费就急了,直言老百姓还吃不上饭,这药他咽不下去。

最后大家伙凑钱强逼着他喝了三副,可他执意不肯喝第四副。

这种硬汉性格,背后全是对这片地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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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他在兰考干了不到两年,但这期间的事儿,每一桩都刻在百姓心里。

有个叫戴留柱的农民,有一回在火车站脚被扎得鲜血淋漓,是他找人给戴留柱止血,还送了棉衣。

后来戴留柱得了重病,买不到特效药,还是他连夜找药源,县里出的钱。

病好后,戴留柱提着自家的柿饼去谢恩,他推脱不过吃了两个,结果戴留柱回家一摸兜,里面多了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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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孕妇,家里穷得叮当响,产后没奶,丈夫拿两毛钱去供销社买红糖,可人家红糖都是论斤卖的,不零售。

汉子在门口急得掉眼泪,刚好被他撞见了。

他二话没说,自掏腰包买了二斤红糖、五尺布,亲自给送到家里去。

这种事儿在兰考数都数不过来,所以当他病危的消息传回来,老百姓是真的急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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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春天,他在医院的日子,问的第一句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兰考的麦穗长得怎么样了。

他交代县委的同志,那篇没写完的文章得写下去,还想看一眼秦寨盐碱地的麦子。

临走前,他留下了一句让所有人落泪的话,要求把自己埋在沙堆上,要看着百姓把沙治好。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号,他走了,年仅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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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的老人听说了,冒着雪摸黑走到县城,对着照片哭得一动不动。

那是发自肺腑的疼,因为选址和条件限制,他先被葬在了郑州。

但兰考的老百姓不答应,大家伙一个劲地求,要把他接回来。

06

一九六六年迁葬那天,场面几乎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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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棺椁被抬到墓穴旁边,准备下放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十几个壮汉冲出人群,围成两道人墙,甚至有人直接跳进了墓坑里。

他们哭喊着不要让他走,场面极其悲切。

大家舍不得把土撒下去,觉得那土一盖,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亲人了。

县委干部也难掩悲伤,劝大家说他太累了,让他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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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这才松了手,一边撒土一边磕头,不少人捧起一把黄土就往怀里揣。

人群散去后,一个穿着重孝的女人扑在坟头上,悲戚地哭喊。

大家一问才知道,这就是那个收过红糖和布的家属,她心里已经把他当成了再生父母。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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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的母亲李星英也来到了墓前。

这位老人家性格极硬,儿子走的时候她没在人前掉一滴泪,还问干部儿子对得起工作吗。

但此刻,看着黄河堤上的孤坟,老太太终于无法自持。

她趴在地上抱着墓碑,一声声唤着儿子的名字。

这是老人家又一次放声痛哭,也是最后一次和儿子近距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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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兰考的百姓,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鱼水情。

一九六五年,兰考遭了大旱,又刮了几十场大风,可风沙再也没把庄稼打烂。

他生前种下的那些泡桐树,已经成了林子,替他守护着这片地。

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没喝上一口兰考的麦子汤,没看上一眼长大的桐树。

但他把精神留在了这儿,成了兰考百姓心里一辈子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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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以后,还有人说,看着那些桐树就想他,吃口馍都想掉眼泪。

这种感情,装不出来,也磨不掉。

那年头,兰考穷得叮当响,但老百姓的心里是热乎的。

焦裕禄这辈子,也算是求仁得仁,在沙丘上守了一辈子,最后也守住了这一城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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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讲到这儿,其实没啥好总结的。

你看那满地的泡桐,看那十万百姓的白布条。

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心里真跟明镜儿似的。

这人走后的第十年,当年的盐碱地全变成了良田,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每年都雷打不动地来坟前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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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短短两年,但他给兰考留下的,可能是这辈子最厚实的家底。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他走了,四十二岁,也算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