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有风的秋夜，梧桐叶在路灯的光晕里打着旋。我和老陈坐在街角小店靠窗的位置，玻璃上蒙着薄薄的水汽。
我们已经七年没见了。
两扎啤酒，一碟花生米，话从工作聊到家庭，最后不可避免地落到了那个问题上——那个每个人都在问，却似乎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喊着找不到工作？”老陈忽然问。他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划着，划出一道很快消失的水痕。
我没急着回答。窗外有个外卖员停下电瓶车，对着手机说了什么，然后又匆匆驶进夜色里。
“大概是工作真的少了吧。”我说。
老陈笑了，笑声里带着苦味。“不，工作从来都不少。少的是愿意俯下身去干的人。”
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去年他公司招仓库管理员，月薪五千，包吃住。来了个面试的，三十二岁，简历上写着曾在外企做项目经理，月薪三万。“我问他为什么来，他说找了半年工作，房贷要断供了。”老陈说，“可聊到最后，他问我：这岗位有升职空间吗？年底有奖金吗？能调去总部吗？”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陈喝了口酒，“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想的不是怎么活下来，而是怎么活得体面。就像掉进水里的人，不先想着浮上来，却担心衣服会不会皱。”
我想起父亲。他是建筑工人，在我小时候常说：“人有两只手，就饿不死。怕的不是没活干，是活来了，你却嫌它脏、嫌它累、嫌它不风光。”那时我不懂，现在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我认识个开货运站的老板，”老陈继续说，“常年缺装卸工。日结，一天三百，现钱。可来应聘的年轻人，干一天就走了一大半。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活‘看不到前途’。”他顿了顿，“可那些坚持下来的，三年后有的成了调度，有的学会了开叉车，最不济的也攒够了做小生意的本钱。”
风大了起来，卷着落叶拍在玻璃上。店里只剩下我们这一桌，老板在柜台后打着盹。
“人最难的，”老陈的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不是从低处往上爬，而是从高处掉下来后，怎么面对那个不再光鲜的自己。月薪两万的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等到要找工作了，却不肯承认自己可能只值四千。”
他的话让我想起爬山。年轻时要爬到最高的那座山峰，看不到沿途的风景。后来才知道，重要的不是站在哪座山上，而是始终站在土地上。
“我父亲那代人不一样。”老陈望着窗外，“他是知青，回城后在锅炉房干了三十年。每天一身煤灰，可他说，看着千家万户的窗户亮起灯，就觉得值。现在的人，锅炉房是看不上的，他们要坐在亮堂的办公室里，让别人的窗户为自己亮灯。”
夜更深了。我们走出小店，街上空荡荡的。老陈点起一支烟，火光在他脸上明灭。
“其实工作就像这秋天的叶子，”他说，呼出的白气融入夜色，“有的落在人行道上，被人踩碎；有的落在泥地里，化作春泥；有的幸运些，被孩子捡去做书签。可最先腐烂的，是那些悬在半空、不肯落下的——它们以为还有选择，其实风一停，就枯死在枝头了。”
我们在路口分别。他往东，我往西。走过两个街口，我又看见那个外卖员——他坐在花坛边，捧着盒饭，吃得很快。手机架在电瓶车上，屏幕亮着，可能是下一单的目的地。
我突然想，也许工作从来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做与不做之别。那些喊着找不到工作的人，也许真正找不到的，是一个能坦然接受现实的自己。就像我父亲常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可你得先肯把脚踩在地上。”
而此刻，我脚下这条被霓虹灯照得斑驳的路，正通向家的方向。明天太阳升起时，又会是新的、需要双脚去丈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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