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的一天拂晓，西山脚下仍带寒意。中南海灯火未熄，李讷抱着一摞沉甸甸的自然科学书籍走进勤政殿值班室，准备交给父亲。越南北方炮火连天的消息，在她脑中回响了一夜，这一天，她把一份写好的申请书夹在书本之间。
那年，她26岁，已经在《解放军报》做编辑。长时间与前线电稿打交道，越看越心痒。许多同龄军人奔赴谅山，她不想落在后面。外交电报里一句“局势暂难缓和”像火苗，点着了她骨子里那股豪气。
回想起童年，她曾是延河边那个被父亲叫作“大娃娃”的淘气鬼。1947年春，党中央离开延安时，敌机轰鸣，她却躲在父亲身后，比划着要唱《打渔杀家》。可战争也教会她另一面——危险随时到来，心要硬，也要稳。
毛主席对幼女既宠又严。平山县西柏坡那间土屋里，他手把手教认字；可饭桌上多一块肉，也要问来源。1959年李讷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看似顺风顺水，却在1960年大病后停学。那段时间，北方粮紧，她自报口粮二十七斤，饿得前胸贴后背，却在家里只说一句“大家都这样”。
1965年毕业，穿上绿军装，她整日骑车上下班，雨雪无例外。她不愿别人介绍自己时加一句“毛主席的女儿”，更讨厌优待票券。正因如此，越南战场的召唤，对她显得分外清晰——不用父亲的姓，也能流自己的血。
申请书终于摆到书桌前。夜色还浓，毛主席翻看那份薄纸，眉头锁得厉害。李讷低声说了一句：“让我去吧。” “不行。”父亲只回了两个字，声音微哑。 寂静蔓延，他把纸放回书本，手却轻轻颤抖。
下一刻，他想到十八年前相似的一幕。1950年秋，毛岸英摁着桌角说“我去朝鲜”。劝阻无效，最终永别。毛主席平日少提此事，但每当深夜，仍会把那顶旧军帽捧在掌心。如今，小女儿又要奔赴枪林弹雨，他怎忍心再赌一次生死？
片刻沉默后，他红着眼眶，声音放缓：“你现在最紧要的是把新闻写好，把同志们的事写出来。”短短一句，算是定了调。
申请被退回，李讷心里还是憋火。一个月后，中央办公厅将她和一批干部调往井冈山下的“五七干校”。那里山高路陡，挑粪、开荒、运石，全靠肩膀吃饭。老同事回忆，她一担七八十斤粪桶，两里山路，愣是不歇；中午馒头就咸菜，从不打听北京的“特供”。
劳动期间，她与北戴河服务员徐某相识，很快结婚。毛主席只批了一道公函，外加一套马恩全集——这是全部贺礼。可是婚姻没撑多久，两人便分居离异。毛主席得讯，抬手抹泪，“讷娃的婚事太草率”一句，再无多言，却悄悄托人送去八千元，算作娘俩的生活费。
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李讷瘫坐在炕沿，眼前发黑。父亲不在了，往日那根精神支柱顷刻坍塌。白天，她要照看孩子；夜里，对灯发愣，耳边常响起父亲的叮嘱——“做普通劳动者”，一句一句，像催眠，也像鞭策。
最艰难的三年过去，她在老警卫李银桥夫妇的牵线下，结识了云南军分区参谋长王景清。长谈多次，两人步调合拍，1984年登记结婚。离开公众视线的李讷，在昆明郊外种花种菜，平凡得像千万个军属。
1988年12月25日清晨，北京飘起细雪。毛主席九十五周年诞辰前一天，她穿一件深灰呢子大衣，排在纪念堂长队里，默默随人潮缓行。值班人员认出她，请她走便道，她摆摆手，又退回队列。几分钟后，她站到水晶棺旁，轻声自语：“爸爸，我来看您。”
走出纪念堂，天已放晴。李讷扶着栏杆，想起那张未被批准的申请书。若当年去了越南，也许她会像兄长一样倒下，也许成为战地记者赢得勋章。可历史没有假设。父亲留下的，是平凡，是自立，更是一句“不行”的回绝。这句话，最终成了她此后岁月里最沉的牵绊，也最强的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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