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先生死了。
晓苏先生是在2026年元月5日走的，我次日得知这个噩耗。这消息落在每一位曾与他相识的人心头，想必都激起了难以平复的波澜，带来了久久难抑的震动。
晓苏先生本名苏顺刚（1962—2026），湖北保康人，晓苏是他的笔名，亦是他为文学世界所熟知的名字。他生于1962年1月10日（农历1961年十二月十五）。我虽年长几岁，但与他算是“同龄人”。恢复高考后，我历经三次高考，才于1979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文系；晓苏则以应届生之姿，同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年轻时就才情出众，毕业后留校任教。自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约五百万字，1988年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98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评一级作家，是备受推崇的短篇小说家，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政府参事。他既是创作不辍的作家，也是深耕教育的学者，身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长期主持《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编务。
直到晓苏先生离世第二天，我才知晓他罹患肝硬化已十余年。他长期伏案写作，熬夜成为常态，作息不定与过度劳累逐渐透支了他的身体。疾病缠身多年，2024年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近一年来持续住院治疗，最终于2026年1月5日，在武汉因肝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4岁。
我与晓苏先生相识虽晚，却堪称故交。在各自步入不惑之年之前，我们的人生并无交集。1999年，我调入深圳市教科院任语文教研员，次年便酝酿起“语文味”这一学术理念。2001年3月，我在深圳市罗湖区一所中学评课时，首次明确提出“语文味”的概念与主张。当晚，我将这次评课整理成千字短文，以《语文课要教学出语文味》为题，发表于2001年8月出版的《语文教学通讯》第17期。文章虽显稚嫩，却是学界首次正式提出“语文味”这一学术概念。此后在深圳，我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心无旁骛地投身于语文味理论探索与实践，至今已二十余载。
2001年12月4日，我携近万字长文《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赴港参加第四届中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国际研讨会并作发言。返深后，我将文章标题改为《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语文味理论构想》，将打印稿寄往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语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那时我还不认识晓苏先生，也不知他正是刊物主编。时隔大半年，未得回复，我便致电询问。接电话的正是晓苏先生。他在电话中说：“稿子很好，只是篇幅太长，我们很少发这么长的文章。”我答：“若长，可作删节。”他诚恳回应：“试过几次，你的文章实在不易删动。”（说来也巧，数年后《湖北教育》主编亦曾对我提及类似感受）最终，这篇文章一字未删，原文照发于《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7期。我收到刊物后发现，晓苏先生将原先的主标题略去，而以质朴却更具格局的副标题“语文味理论构想”作为文章标题。该文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语文味研究之影响，由此逐步走向全国。
我第二次在《语文教学与研究》发文，已是十年之后。2013年，我的语文味研究的重要论文《从语文味到文人语文》，发表于该刊第4期。此文篇幅亦长，但收到杂志后，我再次发现全文未作任何删改。更令我触动的是，文末附有一段编者所加的作者简介：“程少堂，当代语文教育家。”我深信，这定是晓苏先生亲手所加——字里行间透着他的郑重，也唯有他，会把这样的认可，如此郑重地落在纸上。尽管那时我埋首语文味研究已十四年，尽管相关探索在全国语文界已渐为人知，尽管我于2009年入选“新中国从课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尽管已有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尽管四川师大文学院早将我纳入《当代十大名师课程》之中，尽管我已过知命之年——读到晓苏先生为我写下的这行简介，我依然深受感动，至今难忘。那目光仿佛透过纸页，带着鼓励与期许，催我继续前行（也曾有人问我：“这简介是否你自己所加？”闻之不免失笑）。
《从语文味到文人语文》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相继于《高中语文教与学》2014年第2期、《初中语文教与学》2016年第2期、《小学语文教与学》2016年第7期，在两年多时间内，三次以近三分之一的版面开设“程少堂教改探索”专题，将语文味研究推向更高、更广的平台，影响深远。其中《高中语文教与学》转载该文时，仍保留了晓苏先生所题的那句“程少堂，当代语文教育家”。
晓苏先生从主编岗位退下前，曾兴冲冲地发来微信告诉我：华中师大文学院拟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他已推荐我担任研究员。我虽不重此类名衔，但也相信，无论以他的资历与声望，还是凭我自身的积累，此事本应可成。后因他卸任主编，人事更迭，此事便搁置了。然而，他对我的赏识与推重，我一直铭记于心。
晓苏先生死了。作为朋友，我心中充满震惊与悲痛。然而，晓苏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离去，他对语文味研究倾注的支持与贡献，也将长久存续于学术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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