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布雷大传》《陈布雷日记》《我的父亲陈布雷》、百度百科"陈琏""陈布雷"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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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1日，南京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一架从北平飞来的专机刚刚落地，押解的是两个特殊的"嫌犯"——陈琏和袁永熙。这对新婚才一个多月的年轻夫妇，被特务用飞机专程押送至此，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牢房。
消息很快传遍南京城。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陈布雷的反应。要知道，陈琏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儿，而陈布雷则是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文胆"，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余年，被誉为"国民党第一支笔"。
这件事在国民党高层引起轩然大波。
陈布雷的政敌们幸灾乐祸，私下议论纷纷，都想看看这位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大人物，面对亲生女儿涉嫌"共党"案件，究竟会作何表态。
几天后，陈布雷的一封短信呈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信中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也让这桩案件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1890年11月15日，浙江宁波府慈溪县官桥镇，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男婴就是后来名动民国政坛的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
陈家是慈溪当地的名门望族，世代耕读传家。
陈布雷的祖父陈士芳经营茶叶生意，家境殷实。父亲陈依仁排行老三，母亲应氏生育了五男六女，陈布雷在兄弟中排行第四。
陈布雷五岁发蒒识字，入家塾读书。他自幒聒慧过人，记忆力惊人，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六岁时随母亲移居祝家渡，十三岁移居余姚三七市镇，入董氏家塾继续求学。
1905年，陈布雷的母亲应氏去世，年仅三十九岁。次年，父亲续娶罗氏为继室。
同年，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读书，因与旧生发生矛盾引发学潮，遂自请退学。后转至杭州，入读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期间，陈布雷接触到了大量新思想、新学说。
1904年，他曾秘密参加一个名为"覆满同志社"的革命党社团，开始了最早的革命活动。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新闻生涯埋下了伏笔。
1911年，二十一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天铎报》担任编辑，正式踏入新闻界。
"布雷"这个笔名，就是他在《天铎报》工作时开始使用的，据说取自英文"Bread"（面包）的译音，寓意以笔为生、以文谋食。
《天铎报》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陈布雷在报社负责撰写时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笔锋犀利、文字洗练，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烽火迅速蔓延全国。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激动不已。
他以《谈鄂》为专题，一连撰写了十篇社论，按日刊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起义的支持和对革命的拥护。
这十篇《谈鄂》系列文章，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在当时的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布雷"的名号从此响彻京沪杭，陈布雷也因此被誉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
正当陈布雷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之际，他却遭到了《天铎报》总编李怀霜的排挤。
原因很简单——陈布雷的才华太过耀眼，锋芒太盛，引起了总编的忌惮。无奈之下，陈布雷只得离开《天铎报》，返回浙江老家。
1912年，陈布雷加入同盟会。同年，他与慈溪当地的杨氏女子结婚。杨氏名叫杨品仙，是一位典型的东方美人，温婉贤淑，知书达理。两人婚后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三子二女。
1913年至1920年间，陈布雷在浙江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担任教员，过着相对平静的教书生活。但他心中始终怀揣着新闻梦想，始终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1919年，陈布雷的妻子杨品仙生下最小的女儿后，不幸患上"产褥热"，高烧不退，最终不治身亡，年仅二十九岁。
杨品仙的去世，对陈布雷打击极大。他精神一度失常，整日恍惚，不思饮食。
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嗷嗷待哺，却差点被悲痛欲绝的父亲遗弃。幸好家人发现及时，将女婴从痰盂里救了出来。
清醒后的陈布雷，对自己的失态行为追悔莫及。
他给这个差点被自己害死的女儿取了一个充满怜爱之意的乳名——"怜儿"，大名则定为陈琏。这个名字，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愧疚和疼爱。
陈琏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陈布雷因为工作繁忙，加上丧妻之痛难以释怀，很少有时间陪伴这个最小的女儿。父女之间的感情，因此蒙上了一层隔膜。
1920年，陈布雷离开教育界，重返上海新闻界。他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工作，参与编译《韦氏大学字典》。
不久后，他转入《商报》担任主编，重新拿起了那支曾经让他声名鹊起的笔。《商报》是当时上海的一份重要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两万份。
陈布雷担任主编期间，几乎以一人之力支撑起整个报社的言论阵地。他的社论和时评，观点独到，文笔犀利，在上海报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21年冬天，陈布雷在宁波续娶镇海大镇中街的王允默为继室。王允默知书达礼，虽然身材矮小、外貌平凡，但为人贤惠，持家有方。
陈布雷与王允默婚后恩爱异常，王允默一直陪伴在陈布雷身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6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陈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此时的他只有三十六岁，却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打算以新闻事业终其一生。
命运却在这一年发生了转折。
1926年春天，《商报》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几经易主，最后落入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的消息传来，《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董事认为此举开罪了军阀吴佩孚，非常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
陈布雷正好在请病假，他抱病出来解释说，一切由他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他病愈后再说，否则报纸解体，他概不负责。
就在陈布雷为报社前途忧心之际，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了。
这一年春天，正在筹备北伐的蒋介石，久闻陈布雷的大名，委托邵力子转赠自己的戎装照片给陈布雷，以表达结交之意。照片上的落款十分谦逊，写着"弟蒋中正"。
这张照片，成为陈布雷与蒋介石结缘的开端。
1927年1月，陈布雷应邀前往南昌，与蒋介石正式会面。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决定陈布雷后半生命运的一次会面。
蒋介石深谙"相面之术"。当陈布雷出现在他面前时，蒋介石仔细打量了这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嘴瘪唇翘，头发蓬松，一身布衣长衫，完全看不到一丝俗气，只有那大鼻子和一双有力的眼睛，显示出他的男子汉气概。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当即决定测试一下陈布雷的文字功底，要他写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陈布雷只用了两天时间就交了稿。蒋介石看后非常满意，称赞陈布雷的文章"婉曲显豁，善于达意"。从此，蒋介石对陈布雷青眼有加，多次邀请他出山从政。
陈布雷起初并不愿意放弃新闻事业。他以"书生论政，多不中的"为由婉言谢绝，只答应必要时可以为蒋介石写写文章，并勉强同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
1927年是陈布雷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从此，这个曾经梦想以新闻为终身职业的书生，踏上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从政之路。
蒋介石对陈布雷极为器重和信任。陈布雷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务。
1935年后，他更是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最核心的幕僚之一。
陈布雷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蒋介石撰写各种文告、讲话、电文、祭文等。蒋介石的重要讲话和文件，十有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
因此，陈布雷被誉为蒋介石的"文胆"，有人甚至说"蒋介石的嘴巴是陈布雷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向全国军民发出了抗战动员令。
这篇演说中有一段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演说稿，正是出自陈布雷之手。
抗战期间，陈布雷随蒋介石转战各地，为抗战事业殚精竭虑。他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气。他的笔，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精神武器。
陈布雷为人清廉自守，一生淡泊名利。他身居要职，却从不结党营私，也不贪污受贿。
他的穿着打扮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一身布料长衫，与那些穿着呢子西装和中山装的国民党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蒋介石曾在陈布雷五十岁生日时，亲自书写了"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个字相赠。这八个字，确实是对陈布雷为人处世风格的准确概括。
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曾这样评价丈夫："澹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澹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忍不拔。"
陈布雷也经常以"正直平凡"四字教勉子女，他说："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
就是这样一个在国民党政坛上以清廉正直著称的人物，他最疼爱的小女儿陈琏，却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与他截然相反的道路。
陈琏，1919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她是陈布雷与原配杨品仙所生的最小的女儿，也是陈布雷八个子女中最让他牵挂的一个。
陈琏的童年，从一出生就笼罩着悲剧的阴影。她的母亲杨品仙在生下她之后，因感染患上了"产褥热"，高烧不退，药石无效，最终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时，陈琏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父亲陈布雷因丧妻之痛精神失常，差点将她遗弃。如果不是家人及时发现，陈琏恐怕早已夭折。
这段经历，让陈布雷对这个小女儿充满了愧疚和怜爱。他给她取乳名"怜儿"，意为"可怜的孩子"。
1939年，陈布雷又将女儿的名字改为"陈琏"，"琏"字取自《论语》中"瑚琏之器"的典故，寄托着父亲对女儿的殷切期望。
母亲去世后，陈琏由外婆抚养长大。外婆对这个失去母亲的外孙女格外疼爱，几乎是有求必应。在外婆的溺爱下，陈琏从小养成了任性倔强的性格。
陈布雷虽然疼爱女儿，但他的家规甚严。加上他整日忙于公务，很少有时间陪伴陈琏。父女之间的相处时间很少，感情也因此变得有些疏远。
1932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将陈琏和姐姐陈琇接到杭州，一家人得以团聚。这一年，陈琏十三岁，正是开始懂事的年纪。
陈琏在杭州读书期间，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三省；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接连不断的国耻，在陈琏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救亡的种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这一年，陈琏十八岁。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西迁重庆。陈布雷带着家人撤退到四川，陈琏被安排在合川国立二中女生部读高中。
国立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他们亲身经历了日军的烧杀抢掠，对日本侵略者有着刻骨的仇恨。学校里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十分热烈，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陈琏很快就被这种激昂的氛围所感染。她积极参加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阅读进步书籍，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就在国立二中读书期间，陈琏结识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培养，1939年7月，二十岁的陈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选择。要知道，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文胆"，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而陈琏却选择了站在父亲的对立面，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陈琏入党这件事，她始终没有告诉父亲。她太清楚这个秘密一旦泄露意味着什么——不仅自己会有生命危险，父亲的政治前途也将毁于一旦。
从此，陈琏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双面人生。在外人看来，她是国民党高官陈布雷的千金小姐，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家闺秀。可私底下，她却是中共的秘密战士，为党传递情报、发展组织。
陈琏入党后，曾经想过要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陈琏和一些进步同学秘密商议，打算结伴奔赴延安。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邓颖超的耳朵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后，立即派人阻拦陈琏。周恩来对陈琏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如果去了延安，陈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
邓颖超也劝陈琏要以大局为重，留在父亲身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这样的作用会更大。
陈琏听从了组织的安排，放弃了去延安的念头。她给姐姐陈琇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
这封信被家人看到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陈布雷以为女儿去了延安，急得茶饭不思。他一方面在重庆、昆明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另一方面托人请周恩来帮忙打听女儿的下落。
周恩来答应帮忙寻找，电询前线与延安根据地，均没有发现陈琏的踪影。
原来，陈琏离开昆明后，并没有去延安，而是化名在一所中学教英语，后来又躲到农村的土楼里隐蔽起来。
1942年春节前夕，党组织将陈琏接回重庆。"失踪"一年多的女儿突然出现在陈布雷面前，他喜出望外，脸上浮出难得的笑容。
可高兴之余，陈布雷也隐隐感到不安。他虽然不知道女儿的真实身份，但女儿的思想倾向，他是有所察觉的。
陈布雷曾多次试图劝说陈琏不要参与政治。他对女儿说："怜儿，青年人要求进步，我做父亲的不能阻挡。希望你能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同你父亲树起对立的旗帜。"
陈琏的回答是："抗日救亡，爱护国家，是每个青年的义务，人人都有责任。"
父女之间的对话，总是以这种方式不欢而散。陈布雷知道女儿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竟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1939年高中毕业后，陈琏不顾父亲的反对，执意报考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陈布雷苦口婆心地劝她留在重庆读中央大学，说："西南联大是是非之地，青年人何必卷入政治呢？我希望你们脚踏实地地学些技术。"
陈琏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坚持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她主修地质学，同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学校里有名的进步青年。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陈琏结识了改变她一生的人——袁永熙。
袁永熙，贵州修文人，比陈琏大几岁，是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他为人正派、胸有才学，在学生中很有威望。陈琏秘密活动的上级领导，正是袁永熙。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陈琏和袁永熙日久生情。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和爱情。
1942年，陈琏从西南联大转入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学业。1946年毕业后，她不顾父亲的反对，执意前往北平，在贝满女子中学担任历史教员。
此时的袁永熙，已经回到北平，担任中共南方局平津（南系）党组织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职员。陈琏来到北平后，两人得以团聚。
根据工作需要，袁永熙决定由邢方群、陈琏和《平明日报》的李炳泉三人组成职业青年支部，邢方群为书记。陈琏以贝满女中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夏天，陈琏和袁永熙决定结婚。婚前，陈琏才写信告知父亲这桩婚事。
陈布雷从没见过这个女婿。他对袁永熙的背景一无所知，心中不免有些担忧。于是，他写信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请他代为调查袁永熙的情况。
张伯瑾询问了吴晗、叶公超、朱自清等几位教授。这些人和袁永熙比较熟悉，都说袁永熙为人正派、胸有才学，只是"思想有点左倾"。
陈布雷得知调查结果后，稍稍放下心来。他说："有点左倾也就算了。怜儿找的人总是左的，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他哪里知道，袁永熙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
1947年8月10日，陈琏与袁永熙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北平市长何思源担任证婚人，胡适、成舍我、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等社会名流都是座上宾。
陈布雷因为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出席女儿的婚礼。他委托六弟陈训代为操办，以表祝贺。
新郎袁永熙是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新娘陈琏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陈布雷的女儿。这场婚礼办得极为风光，在北平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陈布雷的女儿女婿"这块招牌，为陈琏夫妇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谁也不会想到，这对衣着光鲜、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夫妻，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琏和袁永熙一边享受着新婚的喜悦，一边继续从事着秘密工作。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传递消息，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惜好景不长，一场风暴很快就要降临到这对年轻夫妻的头上。
1947年8月24日，军统特务"破获"了地下党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北平地下情报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中共情报战线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
特务从叛徒的口供中获悉，北平地下党有一位姓袁的负责人。至于这个姓袁的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职业、住在哪里，叛徒一无所知。
恰巧，贝满女中的教员田冲曾经到过陈琏家里，与袁永熙交换过名片。田冲因"地下电台案"被捕后，特务在他家中搜出了袁永熙的名片。
特务们如获至宝，认定这个"袁某"就是袁永熙。
1947年9月24日夜，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叶翔之指挥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特务，破门闯入陈琏在北平京兆东街24号的住宅。
当场被捕的有：正在发报的地下党电台报务员李政宣及其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及其妻子李毓萍，以及在场的陈琏夫妇等人。
陈琏被捕时，已有身孕。
特务们在陈琏家中进行了彻底搜查，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明陈琏夫妇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他们只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本《民主青年同盟章程》。
陈琏和袁永熙被捕后，坚称自己在昆明读书时参加过"民青"（民主青年联盟），介绍人是闻一多先生（当时已遭特务暗杀）。
他们说，回到北平后忙于结婚、找工作，已经脱离了"民青"组织，那本章程是一位老同学去外地前丢在家里的。
这番说辞，让特务们找不到任何破绽。事实上，那位"老同学"早已进入解放区，根本无从查证。
特务们见在北平查不出什么名堂，决定将陈琏夫妇押往南京，交由保密局总部处理。
1947年12月1日，袁永熙和陈琏在特务的押送下，乘飞机抵达南京，被关在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里。
消息传开，整个南京城都轰动了。陈布雷的政敌们幸灾乐祸，议论纷纷，都想看看这位"文胆"大人如何收场。
陈琏夫妇被押到南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蒋介石震怒不已。陈布雷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人，追随自己二十余年，从无二心。
可现在，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竟然涉嫌"共党"案件，这岂不是说明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国民党的核心？
这件事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私下议论，说陈布雷身为蒋介石的"文胆"，竟然管不住自己的女儿，让她跑去当共产党，实在是失职之极。
陈布雷的政敌们更是借机落井下石，纷纷向蒋介石进言，要求严办此案，以儆效尤。
面对这种局面，陈布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作为父亲，他当然希望能够救出自己的女儿。可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他又不能公然为涉嫌"共党"案件的女儿求情，那样做只会授人以柄，让自己的政敌们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女儿的真实身份。陈琏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那她掌握了多少机密？供出了多少同志？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在陷害她？
这些问题，陈布雷一个都回答不了。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陈布雷决定以退为进。他伏案写下一封短信，呈送蒋介石：
"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这封信，表面上看是一个忠臣对领袖的绝对服从，是一个父亲对"叛逆"女儿的大义灭亲。
陈布雷用最决绝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女儿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不必顾念父女之情。
所有人都以为，陈布雷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女儿。
可蒋介石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他与陈布雷相处二十多年，太了解这个书生的为人了。陈布雷从来不轻易开口求人，这封看似决绝的短信，实际上恰恰是在向蒋介石求情。
蒋介石明白，如果陈布雷真的打算放弃女儿，他根本不需要写这封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并希望蒋介石能够出面干预。
而蒋介石也确实不愿意看到陈布雷因为这件事受到牵连。
陈布雷为他效力二十多年，功劳苦劳都有，而且此人清廉自守、不结党营私，在国民党高层中实属难得。如果因为女儿的事情把陈布雷逼到绝境，那损失的是蒋介石自己。
于是，蒋介石吩咐手下去调查此案。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保密局看守所里，陈琏和袁永熙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特务们使尽浑身解数，对袁永熙严刑拷打，企图逼他招供。袁永熙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
特务们又对陈琏说："你的丈夫已经招认了，你快坦白从宽，可以从轻处理。"
陈琏冷冷地看着特务，一言不发。
特务们又对袁永熙说："你的太太已经交代了，你快老实交代，不然没有好下场。"
袁永熙同样不予理睬。
特务们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将陈琏拉到审讯室门口，让她亲眼看着丈夫被拷打，企图瓦解她的意志。
陈琏望着满身伤痕的丈夫，心如刀割。但她知道，自己绝不能动摇。如果她开口，不仅自己和丈夫性命难保，还会牵连更多的同志。
特务们要陈琏规劝丈夫招供。陈琏坚定地说："他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劝他什么？"
就这样，陈琏夫妇在狱中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泄露任何组织机密。
特务们审讯了几个月，一无所获。他们手里只有一本《民主青年同盟章程》，根本无法证明陈琏夫妇是共产党员。
1947年年末的一天，蒋介石在黄埔路总统府官邸设宴，款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宴会结束后，蒋介石特意把陈布雷留了下来。
蒋介石用浙江官话说："布雷，你的信我早已看过了。你女儿、女婿的事情，我也派人查过了。"
陈布雷不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又事关女儿、女婿性命攸关的大事，一时不知如何应答，只是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
蒋介石接着说："你女婿是'民青'，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
陈布雷听了这话，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凭着二十多年的经验，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暗示心领神会。蒋介石说袁永熙是"民青"而不是共产党，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已经决定放人了。
至于袁永熙究竟是不是共产党，蒋介石心里可能有数，也可能没数，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蒋介石给了陈布雷一个台阶下。
陈布雷立即开始为保释女儿、女婿出狱积极活动起来。
他的好友、国民党行政院秘书处秘书长李惟果，托人送礼，设法打通了国民党南京保密局和军法处的各个关节。袁永熙的姐夫叶公超时任外交部次长，也从中斡旋。
1948年1月底，怀孕三个多月的陈琏终于走出了牢房。汽车把她直接送到了南京湖南路陈布雷官邸。
父女相见，百感交集。陈琏望着父亲那因过度劳累、大量吸烟而显得黑黄憔悴的面容，叫了一声"爸爸"，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陈布雷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人给女儿准备了热饭热菜，又吩咐下人收拾房间，让女儿好好休息。
稍事休息后，陈琏由舅父陪同，回到了浙江慈溪老家养胎。
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出狱。这对饱受磨难的年轻夫妻，终于重获自由。
陈琏出狱时未办任何手续。据后来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记载："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这份结论说明，陈琏夫妇在狱中的表现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泄露组织机密，党的组织和工作未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损害。
袁永熙出狱后，翁婿第一次见面。陈布雷请来亲朋好友为女婿接风洗尘，翁婿之间相处甚洽。
陈布雷嘱托女婿："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
袁永熙在陈公馆住了三天，然后前往慈溪与妻子团聚。
1948年7月，陈琏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对陈琏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她没有被悲痛击倒，身体恢复后，她来到南京，被安排在国立编译馆当资料员。袁永熙则被陈布雷安排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敌伪产业处理科当了科长。
表面上，陈琏夫妇已经"洗心革面"，在国民党政府的机关里老老实实地工作。可实际上，他们仍然是中共地下党员，利用工作之便，继续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传递消息。
此时的全国形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眼看着自己效力了一辈子的政权即将崩溃，陈布雷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瞻顾时局，可谓杞忧。""精神委顿，心绪烦乱。""怅念时局，百感交集。"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
陈布雷对儿子哀叹道："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
这是一个书生的悲哀。陈布雷一生以笔为业，却在最后的时刻，发现自己的笔已经无力回天。
1948年"双十节"后的一天傍晚，陈布雷突然提出要女儿、女婿陪他到中山陵走走。
他们一同乘车来到中山陵，沿着长长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默立在孙中山雕像前。陈布雷向孙中山像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又怀着沉重的心情，一步一步走下台阶。
这是陈布雷与女儿、女婿最后一次出游。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后，这位"文胆"就走上了绝路。
1948年11月的南京，梧桐叶纷纷落下，满城萧瑟。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国民党军队已经陷入重围。蒋介石政权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陈布雷每天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可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大势已去，谁也无力回天。
11月2日晚上，陈布雷前往黄埔路总统府官邸。他不是去开会，也不是应蒋介石的召见，而是去探望病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躺在床上，脸色憔悴，一副病态。师生二人相对无言，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陈布雷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他想劝蒋介石改弦更张，与中共和谈，可他知道蒋介石绝不会听从。他想说时局已经无可挽回，可这话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终，陈布雷什么也没说，只是坐了一会儿，就告辞离开了。
这是陈布雷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
回到家中，陈布雷开始整理自己的文稿和书信。他把一些重要的文件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又把一些私人信件烧掉。
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11月1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段话："油尽灯枯......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没有参加，他叫秘书代他请假。
上午，陈布雷自己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要女婿袁永熙来见他。
袁永熙来到官邸，只见岳父分外憔悴，眼目无神，斑白的须发杂乱蓬松。陈布雷让人叫来理发师，理了发，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裳，穿上一双新布鞋。
整理完毕后，陈布雷对女婿说了一番话。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千万别卷进去。
他又嘱托女婿，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
袁永熙当时并不知道岳父这番话的深意，只当是普通的叮嘱。
11月12日深夜，陈布雷独自坐在书房里，开始写遗书。
他一共写了十余封遗书，分别给蒋介石、妻子、儿女、兄弟和友人。这些遗书，他写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把公事、私事都交代得一丝不苟。
给蒋介石的遗书写了两封。在第一封遗书中，他写道："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给妻子王允默的遗书中，他写道："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
给儿女们的遗书中，他写道："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他仍然在为蒋介石辩护，仍然希望子女们相信他效力一生的事业是正确的。
可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到"怜儿"。陈琏的名字，他一个字都没有写。
凌晨时分，陈布雷把所有的遗书整理好，放在办公桌上和枕边。然后，他换上了一件棕黑色的马裤呢长衫，穿上新布鞋，躺在床上，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1948年11月13日上午十点多，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发现陈布雷面色有异，急忙请来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
两位医官判断，陈布雷系服安眠药过量，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这样走完了他五十九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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