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格陵兰岛归属丹麦，这一历史地理的反常现象，揭示了现代领土版图形成的深层逻辑并非仅由地理邻近决定。从10世纪维京探险的发现、到18世纪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有效殖民管理，再到19世纪条约的国际法确认，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丹麦主权声索的完整法理链条。这一链条的形成先于加拿大国家的北极意识觉醒，并通过冷战时期北约内部的地缘政治安排得以巩固。格陵兰岛案例表明，国家边界的稳定性往往源于历史时序的优先性、国际法的传承性以及现实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考量，提醒我们应当超越地理决定论，以多维历史视角解读复杂的领土归属问题。
咫尺的岛屿与遥远的归属：格陵兰岛为何属于丹麦？
撰文 | 高山 石磊 万民
翻开世界地图，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像一片巨大的白色盾牌，静静地悬浮于北美洲的东北方。其西海岸与加拿大的伊丽莎白群岛近在咫尺，最狭窄处仅隔一条5公里的海峡，仿佛是一跃可及。
然而，这片面积超过210万平方公里、远超丹麦本土数十倍的世界上最大岛屿，其政治归属却指向了数千公里之外的北欧小国丹麦。
这地理上的毗邻与政治上的疏远，构成了一幅令人费解的世界地图的谜题。要解开这个谜题，不能仅凭现代国家版图的直观感受，而必须深入历史的渊源，探寻那条贯穿五个世纪、由维京探险、殖民扩张、帝国博弈、地缘战略与国际法共同编织的归属之链。
一、历史的锚点：维京发现与“有效占领”原则的奠基
格陵兰岛的欧洲归属叙事，始于维京时代的尾声。公元982年，被冰岛流放的挪威探险家“红发”埃里克发现了这片被冰盖覆盖的陆地，为吸引移民，他将其命名为“格陵兰”(Greenland，意为绿色的土地)。
随后，挪威人在岛屿西南部建立了东西两个定居点，鼎盛时期人口估计达五千，并建立了自己的议会，向挪威国王效忠。
这一持续约五百年的北欧殖民活动，虽然在15世纪因小冰期气候恶化和与欧洲贸易中断而衰亡，但它为后来挪威(及其后的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声索，提供了最早且关键的历史依据。重要的是，这种依据在随后的国际法发展中得到了追认。
当近代欧洲列强全球殖民时，国际法上逐渐形成了“有效占领”原则，即发现本身不足以确立主权，必须辅以实际的管理与控制。尽管北欧定居点消失，但丹麦-挪威王国从未正式放弃主权主张，并随着18世纪传教士汉斯·埃格德的到来，于1721年开启了新的殖民活动，建立了贸易与传教据点，重新实施持续的管理。
这比加拿大联邦的成立(1867年)早了近一个半世纪。因此，当现代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开始关注北极主权时，格陵兰岛早已在法理和事实上被欧洲王国“锁定”了数百年。历史时序的先发优势，奠定了归属的基石。
二、帝国的棋局：殖民遗产与主权转移的法律继承
格陵兰岛的命运，与北欧和欧洲的王朝政治紧密相连。14世纪末，通过卡尔马联盟，丹麦、挪威和瑞典组成共主邦联，格陵兰随挪威归于丹麦王室统治。即便联盟解散后，根据1814年《基尔条约》，丹麦在将挪威割让给瑞典时，特别保留了其北极领地——包括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这一条款至关重要，它明确了格陵兰作为丹麦专属殖民地的法律地位，切断了其与挪威(及日后可能随挪威转移)的任何关联。
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当加拿大作为英国自治领逐渐成长并开始展望北极时，格陵兰作为丹麦殖民地的地位在国际上并无争议。加拿大自身的北极主权主张也尚在形成中，主要集中在与其大陆架相连的北极群岛，对隔海相望的格陵兰并未提出声索。
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仲裁与判决，进一步巩固了丹麦的主权。
例如，1933年，常设国际法院就挪威与丹麦关于格陵兰东部的争端作出裁决，完全支持丹麦对全格陵兰的主权，驳回了挪威的“有效占领”论。此时，加拿大虽已独立，但作为英联邦成员，其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仍与英国协调，而英国等主要国家均承认丹麦主权。帝国时代的条约与国际司法的裁决，为主权归属铸就了坚实的法律外壳。
三、地缘的现实：冷战博弈与当代自治的平衡
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巨变，北极的战略价值因冷战而飙升。格陵兰地处北美与欧洲之间，控制着北大西洋进入北冰洋的通道，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
此时的丹麦，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与美国结成紧密联盟。1951年，丹麦与美国签订《格陵兰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图勒建立大型空军基地，使其成为北美防空体系的前哨。这一安排巧妙地将格陵兰的主权归属(属丹麦)与西方阵营的战略安全需求相结合。
对于美国及北约而言，一个友好、稳定的丹麦管理下的格陵兰，远比一个归属未定或可能引发与加拿大争端的格陵兰更符合其战略利益。加拿大同为北约成员，在这一战略框架下，挑战盟友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既无必要，也缺乏地缘政治动力。
与此同时，格陵兰内部的社会政治生态也是在演变过程。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2009年，自治进一步扩大，格陵兰政府接管了除国防、外交与货币等核心权力外的绝大多数事务，已迈向“实质独立”之路。
尽管格陵兰独立运动存在，且其丰富的稀土、铀和油气资源吸引全球目光，但独立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挑战与安全责任的承担。目前，大多数格陵兰人倾向于在丹麦联邦框架内逐步扩大自治权，而非立即彻底独立。这种渐进式自治，既满足了格陵兰人的身份认同与发展诉求，也在实际上维系了丹麦名义上的主权，维持了现状的稳定。
对加拿大而言，面对一个享有高度自治但外交国防仍由丹麦负责的格陵兰，其关系处理相对清晰明确，避免了与一个潜在的新生脆弱国家打交道的复杂局面。
四、结论：超越地理决定论的历史与法理逻辑
回到最初的问题：格陵兰岛为何属于遥远的丹麦而非近邻加拿大？答案的核心在于历史时序的优先性与国际法理的确立，它们共同压倒了单纯的地理邻近原则。
丹麦(通过挪威)的发现、持续的主权声索、殖民管理的重建、19世纪条约的确认以及20世纪国际司法的裁决，构建了一条完整、连贯且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主权链条。
加拿大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在其有能力与意识关注北极时，面对的是一个早已主权归属明确、且其盟友丹麦拥有坚固法律依据的既成事实。
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现代国家领土版图形成的复杂性。它并非总是自然地理或人口民族的简单映射，而是历史偶然事件、帝国遗产、国际法律裁决、地缘政治妥协与内部民族自决动态平衡的结果。
格陵兰与丹麦的联系，是维京龙骨划破北大西洋波涛的回响，是古老王国外交条约上的墨迹，是冷战棋盘上一枚关键棋子的定位，也是当代自治政府寻求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它告诉我们，地图上咫尺距离，有时抵不过历史长河中那一道先行的轨迹与法理铸就的牢固纽带。在格陵兰冰雪覆盖的荒原之下，埋藏着的是一部跨越千年的归属史诗，其章节由探险家、国王、外交官、法官与格陵兰人民共同书写。
编辑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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