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实务中，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争议焦点常集中于主观层面的“明知”认定。司法实践中，控方往往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明知”，但这种推定并非绝对，存在大量可辩护的空间。
一、“明知”的法律边界
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成需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信用卡或他人信用卡，仍实施持有、运输、出售等行为。这里的“明知”并非仅指“明确知道”，还包括“应当知道”，但二者均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为辩护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司法实践中，控方通常依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认定“明知”，该条列举了六种可推定“明知”的情形，如“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等。但需注意，《解释》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这意味着推定并非不可推翻，只要辩护方提供合理反证，就能打破控方的证据链。
例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张某受朋友委托代为保管一个装有信用卡的包裹，自称不知包裹内物品性质，控方以“张某无正当理由持有他人信用卡”推定其“明知”。但辩护律师指出，张某与委托人存在长期信任关系，且包裹密封未拆，结合张某职业、文化程度等背景，其“确实不知道”的辩解具有合理性，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张某不构成犯罪。
二、“明知”推定逻辑的三大漏洞
在实务中，控方基于客观行为推定“明知”时，常存在逻辑漏洞，辩护律师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切入，动摇控方的证明体系：
（一）忽视“合理信赖”的存在
部分案件中，行为人基于对他人的合理信赖实施相关行为，如受雇佣从事快递运输、代他人办理银行业务等，此时若仅以“接触涉案信用卡”就推定“明知”，明显忽略了正常民事交往中的信赖原则。例如在某快递员涉案案件中，控方以快递员“运输疑似伪造信用卡”推定其“明知”，但辩护律师提出，快递员的职责是核对收件信息而非检查包裹内容，且委托人提供了虚假的合法证明，快递员的信赖具有合理性，最终法院未认定其主观“明知”。
（二）混淆“客观行为”与“主观明知”的因果关系
控方常以“行为人实施了出售、购买信用卡的行为”直接推定“明知是他人信用卡”，但二者并非必然因果关系。实践中，存在行为人因被欺骗、误导而参与交易的情况，此时需区分“行为本身”与“对行为性质的认知”。例如某大学生李某在网上看到“兼职代办信用卡，佣金500元”的信息，误以为是合法的信用卡代办业务，实际参与了他人信用卡的转移。辩护律师指出，李某缺乏金融常识，且对方提供了伪造的“业务授权书”，其对行为违法性的认知不足，不应认定为“明知”。
（三）未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瑕疵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定罪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但在部分案件中，控方证据仅能证明行为人存在客观行为，无法直接或间接证明其主观“明知”，此时辩护律师可针对证据瑕疵提出抗辩。例如在某持有伪造信用卡案件中，控方仅提供了从被告人住处查获伪造信用卡的证据，但未提供被告人与伪造者的联系记录、资金往来、购买渠道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知晓信用卡为伪造。辩护律师主张，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持有”事实，无法证明“明知”，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三、“明知”存疑案件的辩护策略
结合上述争议点，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辩护中，针对“明知”认定问题，可采取以下四大策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一）从行为人认知能力切入，否定“明知”可能性
行为人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背景、金融知识水平等，均会影响其对信用卡性质的认知能力。辩护律师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当事人的学历证明、职业资格证书、过往工作经历、社会评价等，证明其缺乏识别伪造或他人信用卡的能力，进而主张其主观上不具备“明知”的条件。例如对于文化程度较低、无金融行业从业经历的当事人，可主张其无法辨别信用卡的真伪或所有权归属，难以形成“明知”的主观故意。
（二）挖掘案件细节，构建“非明知”的合理辩解
辩护律师应全面梳理案件事实，寻找能够证明当事人“确实不知道”的细节，如当事人与涉案人员的关系、交易的背景、沟通内容、是否存在被欺骗或误导的情形等。例如若当事人与委托人是亲属或长期好友，且委托人一直以“合法物品”为由委托保管，结合当事人过往无违法犯罪记录的情况，可构建“基于信任而不知情”的辩解；若交易过程中对方提供了虚假的合法证明文件，可主张当事人因被欺骗而缺乏对行为违法性的认知。
（三）针对控方推定，提供反证打破逻辑链
对于控方依据《解释》第六条进行的“明知”推定，辩护律师应重点审查推定的前提是否成立，并积极收集反证，推翻控方的推定逻辑。例如控方以“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推定“明知”，辩护律师可提供证据证明交易价格存在合理理由，如当事人与交易对方存在债务抵消、朋友间让利等特殊关系，或交易标的存在其他瑕疵（如信用卡已过有效期、额度较低等），并非因“明知”违法而低价交易。
（四）推动证据开示，挑战控方证据的充分性
在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应依法申请证据开示，全面查阅控方证据材料，找出证据中的矛盾点和瑕疵。若发现控方证据存在缺失（如缺乏证明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如不同证人证言对关键事实描述不一致）、证据来源不合法（如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等问题，可依法提出排除非法证据、要求补充侦查或作出无罪判决的申请，通过挑战证据充分性，否定“明知”的认定。
结语
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中，主观“明知”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是辩护工作的核心难点。作为辩护律师，既要精准把握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边界，又要深入挖掘案件事实细节，从证据、逻辑、情理等多个维度构建辩护体系，打破控方的“明知”推定。
北京胡瑞律师，北京市知名律所刑事辩护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刑交叉等领域，全国办案。尤其擅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案件的办理。曾成功办理河北某市人大常委、企业家涉案数十亿涉黑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胡瑞律师善于把握案件核心要点，制定针对性辩护方案，通过证据梳理与调取、法律研究论证、积极沟通协调等全流程工作，化解复杂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多起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或轻判等有利结果。始终秉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信念，以高度的责任心、精湛的专业能力，深受委托人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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