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张寅《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一书开创性提出的观点进行概括性评述，此书系作者长期深耕西戎文化研究领域之系统性总结，亦是对东周时期西戎文化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的全面、集中展示。首次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分为两个支系、八个类型，提出草原支系观点，论证了族群及文化的两个来源。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文化交流视角，明确文化多元性，厘清西戎族群形成、发展、消亡全过程，勾勒历史轨迹，肯定其在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此书对推动西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915 年，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首次对古史中频繁出现的戎族称谓及其族源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提出“戎”的称谓“随世异名，因其殊号”的观点。他认为，“戎”是“以中国之称称之也”，“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猃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依王氏所论，文献中出现的“鬼方”“混夷”“猃狁”“戎”“狄”等称谓都是华夏族对不同时期活跃于西北地区某一族群的称呼。此论开近代戎族研究之先河，在此后的百余年里，林沄、童书业、史念海、王玉哲、杨建新等学者围绕先秦戎族的称谓、戎族的族源及活动范围、戎族的生业模式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于戎族究竟是单一民族的称谓，还是一种泛称，史学界始终存在争论。而综观各派观点，都认为先秦时期的“戎”与西北地区紧密相关。《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段话代表的正是战国时期对于居住在华夏族群周边四方之地非华夏族群的大致区分及泛称。目前普遍认为，见诸于文献的“西戎”，“主要是指居住在陕西关中盆地以外的西部山地及西北黄土高原一带的非华夏族群”。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广泛分布于宗周之西部山地及西北黄土高原南部，即陇山东西两翼的寺洼文化，从其年代、分布地域、遗址数量（反映族群规模）、文化特征，以及与周秦文化的互动关系看，最有可能就是西戎、犬戎、猃狁的文化遗存”。而东周时期的西戎则使用其他考古学文化构成，目前学界一般称之为东周西戎文化，或东周西戎遗存。这一结论的得出，一方面是缘于近 50 年来在两周西戎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考古学界一直以来对早期秦文化的探索和对北方草原文化带的诸多考古与研究成果。
正唯如此，我们对于商周时期以来一直深刻影响周、秦政局的西戎族群的总体物质和文化面貌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也让我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重新考察东周西戎族群的发展与演化成为可能。
张寅的学术专著《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下文简称《西戎》），是对其长期致力于西戎文化研究工作的系统性总结，亦是对东周时期西戎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该著作开创性地提出了将东周西戎文化划分为两大系统的理论框架，并进而细化为八个考古学类型，深刻揭示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二元性特征。此举不仅深化了学界对西戎文化的认知，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探讨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时，本书展现出了高度的学术严谨性与广阔的视野。张寅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通过详尽的实证分析，全面阐释了西戎文化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贡献。同时，他对近年来北方草原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对这些发现进行深入解读，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见解。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在论述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欧亚草原中东部这一广阔时空背景下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的敏锐洞察。张寅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也彰显了其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一、《西戎》对东周西戎族群及考古学文化的来源考察
本书在前期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分为八个类型，即毛家坪 B 组类型、关中类型、寨头河类型、徐阳类型、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狼窝子坑类型、袁家类型。以此为基础，本书又对各类型的年代分期、分布地域、文化因素构成、生业模式，以及族属等问题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书中对于每一类型下的各个遗址和墓葬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总结，将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悉数纳入其中。从整体上看，分作东周西戎文化寺洼支系和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
考古学界对西戎考古文化的认识始于在陕西关中地区东周秦国墓地中以“铲足鬲”为特征的遗存的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的两次发掘则让西戎考古学文化属性真正明晰起来。作者在对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毛家坪 B 组遗存”的主人应该就是东周时期的西戎族群，而这支族群正是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寺洼文化的继承者，是早期西戎后裔的遗留，此说亦有学者认同。作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东周西戎文化还有一草原支系，“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的年代始于春秋晚期，其像一个闯入者，突然出现于陇山东西两侧，与较早的土著西戎文化毫无关联”。这一结论的得出，作者依据的是近年来宁夏中南部和甘肃东部地区陆续发现的大量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考古成果。可以说，这一论断对春秋晚期以来相继出现在陇山东西两侧、具有强烈北方草原文化传统的考古发现的族属等一系列问题，都做出积极回应，也系统论证了东周西戎族群及考古学文化的两个来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葬俗、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人种学等各个方面来揭示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基因”，他认为：“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多属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与寺洼支系多为古中原类型人种不同，二者分属两个族群，无渊源关系。”虽然考古学界对以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戎系墓葬的族属尚存争议，但都将之视为东周西戎文化的产物，而对于其具体来源的判定却并不明朗。作者则在此问题上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观点，他认为：“东周西周文化草原支系戎人与同时代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人群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二者在文化特征、人种及生业模式上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春秋、战国之际，气候趋于干冷，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游牧人群在应对生态变化时更为敏感，生业经济模式变得极为脆弱。迫于生态压力，原先生活于蒙古高原一带的游牧人群迅速南下，到达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其中就包括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的使用者。春秋中期，秦穆公称霸西戎，原本生活于甘肃东部、使用寺洼文化的西戎人群大量溃散。东周西戎文化寺洼支系戎人的归附及外迁，使得陇山东西两侧出现大片空白地带。春秋晚期，自北方而来的游牧人群迅速占据了这片水草丰美、极其适宜牧业发展的优良场地，遗留下大量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遗存。他们继承了‘西戎’称谓，成为战国之时西戎族群的主体，而寺洼支系戎人也逐渐沦为其附庸。”
二、《西戎》对“益门村二号墓”墓主身份的重新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的墓主人身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该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黄金装饰品的出土，同时还有金柄铁剑等，围绕该墓的墓主人身份，始终存在多种意见。作者认为：“实际上，如果仅将目光聚焦于遗存本身，那么对其文化性质的判定就难以跳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循环。幸运的是，在一些族属明确的春秋时期秦人贵族墓葬中，经常出土短剑、铜鍑、马具等具有西戎特色的器物。墓葬中秦、戎二元文化融合的特色与益门二号墓具有相似之处。将秦贵族墓与益门二号墓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益门村二号墓的族属。”他所列举的秦贵族墓主要包括陕西宝鸡西高泉 M1 、陕西凤翔八旗屯 BM27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 M191 、甘肃灵台景家庄秦墓、甘肃礼县西山 M2003 、甘肃礼县圆顶山 98LDM2 等，作者认为，虽然在此类墓葬中均随葬金属短剑、铜鍑、铜虎形饰等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但“西戎文化因素相较秦文化因素仍趋于次要地位，墓葬还应属于秦文化系统”。与之相较，作者又列举以陕西宝鸡旭光 M19 、陕西凤翔上郭店墓葬、甘肃宁县宇村墓葬等为代表的另一类型墓葬，此类墓葬被认为是戎人的遗留，综合比较两种类型墓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作者认为，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具有更强烈的西戎因素，“结合这些墓葬的年代、地域及特征，其族属不应为秦人，而是被村秦人征服的西戎贵族遗留”，“经历了春秋早期数代秦公对西戎的不断征战，直至秦穆公时期，秦人才彻底占有关中平原，稳定了西北边疆。益门村二号墓等一类墓葬应是这一历史阶段中，西戎贵族人群活动于甘肃东部与关中地区，并逐渐被秦人征服的历史印记”。
可以说，作者很好地将文献资料、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相结合，以宝鸡益门村二号墓为经典案例，将对其墓主人身份的确认置于更为广大的历史空间和考古学背景之下，颇见新意。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既是对其两大系统理论的成功应用，也是对该理论的检验。
三、《西戎》对东周西戎部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作用的揭示
本书另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探讨了东周时期西戎文化与欧亚草原中部游牧文化、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中原文化、西北土著文化的关系，从文化交流的视角，更加清晰地辨明了东周西戎族群的构成及文化特色，明确了西戎部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有学者指出，早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 3500 年，“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通道” ，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已经融合为一个大的游牧文化带，“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流行的后肢翻转动物纹、有翼神兽（格里芬）、有柄镜等，常见于中国长城沿线以及新疆地区诸游牧文化，甚至传播到燕文化、齐文化、中山国文化等当中”。本书中所言“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正是活跃于农业与牧业交错地带的族群，是沟通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带不同文明的重要媒介。本书分别从金属器、陶器、埋葬方式三个层面来揭示其中所反映的文化交流，如作者所指出的：“东周西戎文化中的金属器以青铜器为主，另有一定数量的金、银、铁及锡器。特殊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使得草原支系戎人十分喜爱金属制品，青铜器存在于近乎所有墓葬之中，无关等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金属器不仅材质多样，器类、造型也异常丰富。”
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金属器的数量十分巨大，作者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详尽地揭示了寺洼支系和草原支系金属器的来源，并指出：“草原支系戎人作为欧亚草原游牧民中的一员，他们与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中部众多游牧人群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游牧社会的典型特征。”作者又分别从马具、兵器、野兽纹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此三者也被称为草原文化三要素，尤其是野兽纹饰，更是成为考察欧亚草原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因素，作者对东周西戎文化草原支系遗存中发现的各式动物纹进行了系统分类，并对草原支系与斯基泰文化、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等各文化圈内的动物纹饰进行了清晰的呈现与细致的对比，对羊、鹿、虎噬羊等形象的源流及其传播路径等问题都进行了相应的论述。而在陶器与埋葬方式两个方面，作者同样按照相同的研究路数展开论述，正如作者所论：“金属器交流的时空界限广泛是其他器类无法比拟的，映射出东周西戎族群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其次，东周西戎文化的陶器主要继承自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寺洼文化，尤其是铲足鬲的出现，成为辨识东周西戎文化属性的最佳标准器。这些源于寺洼文化的陶器不仅为其后裔使用，也被草原支系戎人所接受，象征着两大支系戎人的融合。再次，多样化的埋葬方式则是北方草原文化、寺洼文化及秦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之，本书在梳理大量考古资料和充分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对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东周西戎文化的多元性，厘清了东周西戎文化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全过程，勾勒出东周时期西戎族群活动的历史轨迹，肯定了其在沟通中原农业文明与欧亚草原牧业文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较好地将历史文献中关于西戎族群的文字记载与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相联系，对东周西戎族群的历史活动轨迹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创新性地揭示与阐释，对推动西戎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作者：阴美琳，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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