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遗址以甲骨文、青铜器等遗存展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成就，其宫殿宗庙、王陵等遗址遗迹，为研究商代社会制度、文字系统、宗教信仰提供了物质证据。
作为殷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墟王陵区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围绕王陵区的布局、年代、祭祀内涵等问题，学界的探索从未停歇，殷墟王陵区的考古研究工作进度如何？有哪些新的发现？1月9日举办的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介绍了2023年至2024年殷墟王陵区第五地点的发掘成果——不仅厘清了其围沟与祭祀坑的年代关系，更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群。
揭示西围沟的年代与功能
殷墟王陵区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北岸，与洹河南岸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是商代最高等级的祭祀与埋葬场所。2021年起，考古工作队以王陵区为核心开展系统性勘探，2023年至2024年将西围沟及东面祭祀坑区确定为第五地点，并展开重点发掘。
本次发掘以殷墟遗址原点为基点，布设探方21个，实际发掘面积1240.4平方米，涵盖西围沟东段及祭祀坑区南北延伸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介绍，考古队清理出商代晚期、西周早期遗存，包括西围沟东段、祭祀坑70座（实际发掘59座）、灰坑46个、墓葬5座，另有少量宋金时期及清代遗存。
明确王陵区西围沟的年代与功能是本次考古发掘的核心收获之一。发掘显示，西围沟东段北宽南窄、北浅南深，沟口宽9米至14米，最深达3.6米，沟内填土可分为14层。“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分析，打破西围沟东段的遗迹中，最早的为西周早期灰坑，且沟内第1层至12层填土均为西周早期堆积，可以推测为周人在这一带活动，填满这段围沟形成的。沟底最下层黏土层与2022年发掘的东围沟同期土层特征相似，年代确认为商代晚期，证实围沟开挖与使用早于西周早期。”牛世山说，明确了围沟开挖晚于北侧发掘研究祭祀坑的相对年代关系。
发现我国最早的“野生动物园”
祭祀坑是本次发掘的核心遗存。这些祭祀坑多呈东西向成排分布，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类，大型坑口部近方形、深度较深，中小型坑口部为长方形、相对较浅，两类遗存共同反映了商代晚期复杂的祭祀体系。本次发掘新清理34座，并重新揭开1978年清理的25座。
大型祭祀坑中，发现属于人、象、马、牛和大型肉食动物（可能为虎、豹、熊）的骨骼，其中马骨最为常见且数目均为偶数。尤为重要的是，一座大型祭祀坑经完整清理后，确认坑内为3人1象的组合，象颈下有铜铃1件，粘有朱砂，这是殷墟遗址发现的第4例象坑。
中小型祭祀坑的发现更具突破性，坑内出土了圣水牛、鹿、狼、虎、豹、狐狸、鬣羚、野猪等哺乳动物骨骼，以及天鹅属、鹤属、雁属等多个种属的鸟类遗存。“最特殊的是，部分野生动物个体的颈部挂有铜铃，这些铜铃均位于动物的颈部或头部附近。”牛世山解释，这些迹象表明它们并非临时狩猎所得，应是商王等高级贵族园囿中专门饲养的珍禽异兽，构成了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群。
明确祭祀坑的年代序列
此次出土的遗物丰富多样，除动物骨骼外，还有大量青铜器、陶器、石器等。新清理的祭祀坑共出土铜铃30件，部分铃腔内有铜制或骨制铃舌。
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考古队明确了祭祀坑的年代序列。核心祭祀坑年代集中于殷墟二期早段，对应商王武丁时期，部分晚期祭祀坑年代为殷墟四期早段。碳十四测年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数据早晚有序，与相关祭祀坑的分布顺序相符。
祭祀坑的分组研究同样取得进展。考古队根据地层关系、填土特征、器物组合及动物种类，至少可以将祭祀坑分为两大阶段，阶段内又可细分为不同组别。“这种分组表明，这些祭祀坑分属于不同批次的祭祀活动，反映了商代晚期祭祀的频繁性与规范性。”牛世山说。
此次发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明确了殷墟王陵区围沟与祭祀坑的相对关系，为探讨王陵区空间布局提供了关键依据。牛世山说，祭祀坑内丰富的人牲、兽牲组合，尤其是最早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群的发现，暗示商代可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野生动物获取、饲养与管理体系，揭示了商代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与物资流通网络。同时，不同时期、类型的祭祀坑遗存，为研究商代祭祀用牲制度、宗教信仰与礼制体系提供了核心证据。“多样化的动物遗存也为研究商代晚期气候环境与生态状况提供重要素材。”
目前，考古工作队仍在对安阳洹河北岸地区开展持续性考古工作，已初步确认洹河北岸存在三横四纵的商代道路网络。随着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这座已知最早的中国帝陵重要遗址，将揭开更多历史谜题，为理解商代文明内涵提供更丰富的实物支撑。
2026年1月12日《中国文化报》
第1版刊发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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