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军统实录》徐宗尧回忆录、《北平和平解放史料》、人民网党史频道资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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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3日下午5时许，北平城内街头巷尾响起胜利的欢呼声，人民解放军入城式的庆祝队伍刚刚通过天安门广场。
此时此刻，在距离天安门不远的东城区弓弦胡同14号，一座青砖灰瓦的传统四合院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院落深处的书房中，一个身穿国民党少将制服的中年男子正伏案整理着堆积如山的档案材料。
这个人就是徐宗尧，时年44岁，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按照军统系统的等级划分，他掌握着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手下管理着160余名各级特务人员，控制着遍布北平城内外的庞大网络。
就在几天前的1月23日清晨，当北平城内的其他保密局高级官员纷纷收拾行装，搭乘南京方面派来的专机仓皇南逃时，徐宗尧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他选择留下来，独自等待即将入城的人民解放军。
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
在徐宗尧手中，不仅保存着保密局北平站的全部机密档案，还掌握着一份记录极其详尽的财产清册。
这份清册所记录的金银珠宝、古董文物的价值，按照当时的货币计算，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一】临危受命的替死鬼
1948年冬季的华北大地，寒风凛冽，战云密布。
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平息，淮海战役又在徐州一带激烈展开。
整个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人心浮动，士气低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2月15日这一天对徐宗尧而言注定成为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那是个阴霾满天的下午，北平城内的梧桐叶子在寒风中飞舞，给这座古城增添了几分萧瑟的气息。
下午3时许，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电令从南京保密局总部发出，经过层层转递，最终送到了正在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处理公务的徐宗尧手中。
电令的内容简洁而明确："即日起，调任徐宗尧为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接替王蒲臣职务。限三日内到任，不得有误。"
落款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亲笔签名。
徐宗尧接过这份电令时，内心五味杂陈。
作为一个在军统系统中摸爬滚打了7年的老特务，他太清楚这个任命背后的深层含义了。
北平站作为保密局在华北地区的核心机构，历来都是毛人凤心腹的专属领地。
在这个兵败如山倒的关键时刻，让一个出身"杂牌军"的他来接管如此重要的职位，其用意不言自明。
徐宗尧的人生轨迹颇为曲折。
1905年出生于辽宁的他，早年曾在奉系军阀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服役，从一个普通的文书做起，凭借勤奋和机敏逐步升迁，先后担任过副官、军需官等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入侵，徐宗尧表现出了难得的爱国热忱，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1932年，他被提升为热河先遣军暂编步兵第五旅旅长，在对日作战中屡立战功。
然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1年。
那一年，徐宗尧奉命前往重庆汇报工作，途中结识了时任军统局五原办事处主任的冯贤年。
冯贤年表面上是徐宗尧的同僚，实际上却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
在前往重庆的路上，冯贤年向徐宗尧公开了自己的军统身份，并"诚恳"表示愿意介绍徐宗尧加入这个"为国效力"的组织。
彼时的徐宗尧深知军统的厉害，更明白拒绝这种"好意"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军统特务一旦暴露身份并发出邀请，被邀请者如果不识时务地加以拒绝，往往会遭遇不测之祸。
权衡再三之后，徐宗尧只能选择"半路出家"，正式加入了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组织。
入伍之初，徐宗尧被任命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
凭借他在东北军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和对华北地形的熟悉，很快就在军统内部崭露头角。
1944年5月，戴笠亲自下令，让徐宗尧在华北敌后建立平津特别组，后改为军统华北特别站，站部设在天津。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徐宗尧被调任河北省会保定市警察局局长。
1948年3月，他又被提升为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负责在华北地区建立情报网络。
这个特别站的成立，标志着保密局对华北地区控制的进一步加强，也为徐宗尧日后接管北平站积累了宝贵经验。
如今，面对这份调令，徐宗尧深知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北平站作为保密局的甲种站，是按照1946年保密局成立时报国防部核定编制建立的最高级别情报机构之一。
与上海站、南京站并列，北平站拥有160人的庞大编制，下设十几个不同职能的部门，控制着华北地区的大部分特务活动。
更为复杂的是，北平站还承担着多重职能。
除了常规的情报收集和特务活动外，它还负责管理华北地区的多个重要机构。
在南池子缎库胡同，隐蔽着由徐宗尧兼任站长的军统局华北武器补给站，这里存放着供应北平市各特务单位的大量武器弹药。
同时，这里也是保密局北平支台收报台的所在地，负责与南京总部保持密切联系。
而位于东单裱褙胡同观象台的发报台，则承担着向外发送情报的重要任务。
但是，王蒲臣这个前任站长的态度让交接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王蒲臣是毛人凤的表兄弟、同乡兼同学，在保密局内部享有特殊地位。
他深知北平即将解放，自然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承担任何责任。
从12月15日接到调令，一直到1949年1月19日，王蒲臣都以各种借口拖延移交工作，直到最后关头才极不情愿地完成了形式上的交接。
移交当天，王蒲臣的态度冷淡而带有明显的讥讽意味：
"徐兄啊，这北平站站长的位置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现在这个时局，谁接手谁倒霉。你我都是明白人，毛局长的真正用意是什么，相信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徐宗尧默然接受了这个注定充满挑战的职位。
他深知，在即将到来的历史巨变面前，自己必须做出选择。
是继续为这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效力，还是另寻出路，这个问题在他心中越来越迫切。
【二】池峰城的暗中引导与地下联络
徐宗尧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关键人物的影响和引导——池峰城。
这个在抗战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西北军将领，在1949年初的北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池峰城，1903年出生于陕西大荔县的一个普通农家。
早年投身军旅，在西北军中逐步成长起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池峰城时任第三十军军长，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战中，他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拉锯战。
在长达半个月的战斗中，池峰城的部队重创了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战不仅让池峰城名声大噪，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后，池峰城被任命为保定警备司令，后来又担任华北"剿总"参议。
正是在保定任职期间，他与同样在保定工作的徐宗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11月，徐宗尧就任河北省会保定市警察局局长时，池峰城已经在保定警备司令的位置上工作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都是军人出身，都有着相似的人生阅历，很快就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池峰城为人和蔼诚挚，作风平易近人，这与军统系统中那些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特务形成了鲜明对比。
徐宗尧性格相对沉稳内敛，不喜张扬，这种品格赢得了池峰城的好感和信任。
在保定共事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人经常在公务之余进行深入的交流，话题涉及时局变化、民族前途、个人理想等各个方面。
"宗尧兄，以你我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和人生阅历，难道还看不清楚当前时局的真实走向吗？"
在一次秘密的夜晚聚会中，池峰城语重心长地对徐宗尧说道，"蒋家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了。东北丢了，华北也保不了多久，就连这北平城恐怕也是朝不保夕。我们这些手里有点权力的军人，现在最应该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升迁得失，而是应该为这个民族、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着想。"
这些话在徐宗尧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作为一个从东北军走出来的军人，徐宗尧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朴素而深沉的感情。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不抵抗，一直是他心中的痛楚。如今面对内战的残酷现实，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池峰城之所以能够对徐宗尧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与中共方面早就建立了秘密联系。
这种联系的建立，要追溯到抗战时期。
在台儿庄大战中，池峰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和高度的爱国热忱，这让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敬佩之情。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两党之间矛盾的激化，池峰城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拯救中国。
在一些进步人士的介绍下，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他的勤务兵小李，实际上就是中共方面派来的联络员，负责传递信息和协调工作。
正是在池峰城的精心安排和引导下，徐宗尧开始逐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未来规划。
1948年底，当徐宗尧因为即将接任北平站站长而对前途感到迷茫困顿时，池峰城主动为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王博生建立了秘密联系。
王博生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资深成员，具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
他根据组织的指示，开始与徐宗尧进行秘密接触。
在最初的几次会面中，王博生详细向徐宗尧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策略和对待投诚人员的政策。
"徐先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您在军统系统中的表现相对比较正派，没有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
王博生在一次秘密会晤中对徐宗尧说道，"党的政策是明确的，对于那些愿意弃暗投明的人，我们一律既往不咎，重在看今后的表现。您如果真心投靠人民，我们欢迎，而且一定会给您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王博生还向徐宗尧传达了更加具体的指示：
要严格保守秘密，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要积极联络可靠人员，为将来可能的集体行动做好准备；要尽可能保护重要的档案资料和物资，防止被破坏或转移；要在适当的时候保护在押的政治犯，防止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
按照王博生的建议，徐宗尧开始在保密局系统内部物色可能参与行动的骨干人员。
他首先想到了冯贤年，这是当年引荐他加入军统的老朋友，两人私人关系颇深，目前担任保密局四平站少将站长。
虽然冯贤年是军统的老资格，但徐宗尧觉得他为人相对正直，而且对当前的时局也有清醒的认识。
另外一个重要的联络对象是李英。
李英是徐宗尧在东北军时期的老同事，当时两人一起在某师任职，李英担任参谋长，徐宗尧任军需官，相知甚深，彼此信任。
目前李英担任保密局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掌握着一定的人员和资源。
徐宗尧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试探性的接触。
他首先找到了冯贤年，在一次看似偶然的聚会中，谨慎地向他透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贤年兄，你我都不是政治家，但是基本的形势判断总还是有的。现在这个局面，蒋介石的半壁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与其跟着一起完蛋，我们是不是应该另外考虑一下出路？"
冯贤年听了这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说道："宗尧兄，你说的这些，其实我心里也在考虑。确实，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强，而我们这边却是兵败如山倒。继续这样下去，结果可想而知。"
见冯贤年的态度比较积极，徐宗尧进一步说道："我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投靠共产党。据我了解，共产党对投诚人员的政策还是比较宽大的，只要真心悔改，一般都会给机会。"
并且告知冯贤年，自己已经通过特殊渠道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
冯贤年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就明确表示赞同徐宗尧的想法，愿意参与这次可能改变命运的行动。
对李英的工作相对容易一些。
作为东北军的老战友，李英对徐宗尧有着天然的信任。
当徐宗尧向他说明情况后，李英几乎没有犹豫就表示同意："宗尧老兄，你说得对。我们这些东北军出来的人，总不能真的跟着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既然共产党愿意接纳我们，那就跟着共产党走吧。"
除了冯贤年和李英之外，徐宗尧还联系了在保密局冀察热辽特别站与他共事的吴宗汉。
吴宗汉担任副站长职务，为人比较谨慎，但对时局也有清醒的认识。经过徐宗尧的耐心工作，吴宗汉也表示愿意参与行动。
至此，徐宗尧已经在保密局系统内部建立起了一个小型的核心圈子，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抉择做好了人员准备。
【三】生死关头的档案保卫战
1949年1月20日上午，北平看守所所长周正和法官崔汉光神色匆忙地来到位于弓弦胡同的保密局北平站。
两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焦虑表情，显然是受到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
周正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颇有几分文人气质。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表面温和的看守所所长，实际上心狠手辣，在他的管理下，北平看守所成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地狱。
崔汉光相对年轻一些，四十多岁的样子，担任审判法官，专门负责对政治犯的审判工作。
两人来到徐宗尧的办公室后，周正从公文包中取出两个盖着红色印章的公文袋，神情严肃地说道："徐站长，时局紧急，这两个签呈需要您立即处理。"
第一个签呈的内容让徐宗尧心情沉重。
根据这份由看守所拟定的文件，目前关押在看守所内的123名政治犯中，有103人被列入"释放名单"。
这些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在被捕后经受了长期严酷的审讯和折磨，身心都受到了极大摧残。
按照这份签呈的要求，这些人将在近期内陆续获得释放。
第二个签呈的内容则让徐宗尧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一份"紧急处决令"，要求立即处决看守所内的3名"重要政治犯"。
这三个人分别是：北平地下党某区委书记张某某，北平学生运动领导人李某某，以及某进步报社主编王某某。
处决的理由是"防止这些危险分子在共产党进城后发挥破坏作用"。
面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签呈，徐宗尧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按照保密局的传统做法，在局势危急的关头，处决重要政治犯是一种"常规操作"，目的是防止这些人在政权更迭后对新政权发挥重要作用。
重庆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制造的大屠杀，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例子。
但是，徐宗尧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深知，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这些无辜生命的存亡，更关系到他个人的历史定位。
经过短暂的思考，徐宗尧毅然决然地拿起钢笔，在释放政治犯的签呈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批示"如拟办理"。
对于处决令，徐宗尧则以"此事重大，需要请示保密局总部"为由加以拖延。
他对周正和崔汉光说道："这三个人的处决涉及到重大政策问题，我必须向南京总部请示后才能决定。在得到明确回复之前，暂缓执行。"
周正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满表情："徐站长，现在时局如此紧急，哪里还有时间请示南京？再说，南京那边现在也是自顾不暇，怎么可能及时回复？"
徐宗尧态度坚决地回应道："无论如何，没有明确指示，我不能签署处决令。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任何通融。"
最终，周正和崔汉光只能无奈地接受了徐宗尧的决定。
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实际上拯救了103名政治犯的生命，同时也为3名重要人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103名被释放的政治犯中，有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党政军各条战线上的重要骨干。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徐宗尧。
就在当天下午2时许，王蒲臣突然出现在北平站，他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向徐宗尧下达了一道极其紧急的命令。
王蒲臣进入徐宗尧的办公室后，没有任何寒暄，直截了当地说道：
"宗尧，根据南京总部的最新指示，北平站自1945年以来的所有重要档案，包括人事档案在内的全部机密文件，必须立即全部销毁。而且，这个销毁工作必须当着全站人员的面进行，以示我们宁死不屈的决心。"
这道命令如同晴天霹雳，让徐宗尧深感震惊。
他深知这些档案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
这些文件不仅详细记录着保密局在华北地区的全部组织结构和人员情况，还包含着大量关于华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
更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一些记录着历年来保密局搜集的各种财物的详细清册。
这些财物的来源极其复杂。
有些是从富商豪绅那里"征收"来的金银珠宝，有些是从古玩商人手中"调拨"的文物古董，还有一些是在各种"行动"中缴获的贵重物品。
按照当时的价值计算，这些财产的总价值确实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面对王蒲臣的命令，徐宗尧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心里却在暗自盘算着应对策略。
他立即找到了副站长冯贤年和内勤专员吴宗汉，三人在一个隐蔽的房间里紧急商讨对策。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王蒲臣是想毁灭证据，不让这些材料落入共产党手中。"
徐宗尧压低声音说道，"但这些档案对我们将来向共产党投诚具有重要价值，绝不能轻易毁掉。"
冯贤年点头表示赞同："宗尧兄说得对。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既要应付王蒲臣，又要保护这些重要文件。"
经过紧急磋商，三人制定了一个巧妙的应对方案。
他们决定采取"虚实结合"的策略：
对于王蒲臣指定要当众销毁的那些档案，可以按照要求执行，但要尽可能选择一些相对不重要的文件；对于真正核心的机密资料，特别是完整的人事档案和财产清册，要想方设法予以秘密保护。
当徐宗尧向人事室主任张玉振索要全站人事底册时，这个已经在保密局工作了十多年的老资格工作人员面露难色地告诉他：
"徐站长，实在对不起您。在您正式接管北平站之前，王督察就已经下令让我把那批最核心的人事档案都销毁了。那些文件都是从1945年以来的完整记录，包括每个人的详细履历、社会关系、工作表现等等，全都化成灰烬了。"
听到这个消息，徐宗尧表面上显得十分失望和愤怒，但内心却暗自庆幸。
他知道，虽然一部分重要档案确实被王蒲臣抢先销毁了，但还有相当数量的珍贵文件得以保存下来，特别是那些记录详细的财产清册和设备清单。
这些材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
【四】怀仁堂会议的历史性震撼
1949年1月22日，这个日期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下午5时整，中南海怀仁堂内华灯初上，但气氛却异常凝重。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面色严峻，紧急召集保密局及其他秘密机构的高级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
怀仁堂是中南海内的一座重要建筑，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原名"怀仁殿"，是皇帝接见大臣、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
民国以来，这里一直是政府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今天的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历史意义却极其深远。
参加会议的人员规格很高，代表了当时北平地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力量。
除了徐宗尧这个新任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外，还有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华北"剿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保密局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保密局北平督察王蒲臣等十余人。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忧虑和不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末日将临的紧张气氛。
傅作义在会议开始前，在怀仁堂内来回踱步了几分钟，似乎在思考着如何开口。
作为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这位曾经的抗日名将此时正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经过与中共方面长达数月的秘密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只等最后的签字确认。
终于，傅作义在主席台前站定，环视了一圈在座的所有人，然后用沉重而坚定的语调开始了这次改变历史的简短讲话：
"诸位，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通报一个重要决定。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北平200多万民众的生命安全，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文物，我已经决定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
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傅作义继续说道："今天上午10时，我已经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了字。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对于你们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只能负责到协议正式生效之前，再往后就无法保证了。"
说到这里，傅作义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愿意前往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同志，我会负责安排专机送你们离开北平。不愿意离开的，就要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后果。"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虽然大家对北平的军事形势都有心理准备，但听到傅作义亲口确认和平协议的签署，还是感到了强烈的震撼。
说完这番话，傅作义没有给任何人提问或者讨论的机会，起身就离开了会议厅。
整个会议前后不超过15分钟，但却宣告了国民党在北平统治的正式结束。
会议结束后，留下的与会人员面面相觑，一时间整个会议厅里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在消化刚刚听到的惊人消息，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出路。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王蒲臣。作为毛人凤的心腹，他显然对这个结果早有心理准备。
王蒲臣从公文包中取出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名单，对在座的人员说道："诸位，既然傅司令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是我连夜拟定的南逃人员名单，愿意走的请在名单上签字，我负责联系专机。"
这份名单上已经列出了大约100个人的姓名，包括保密局、中统、军情局等各个特务系统的核心人员，以及一些重要的军政官员。
按照王蒲臣的计划，这些人将在当天夜里紧急集合，搭乘第二天上午的专机前往南京。
杨清植是第二个表态的人。
作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他掌握着北平城内的治安力量，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权更迭，他显然没有继续抵抗的信心。
经过短暂思考，杨清植在名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决定跟随大队人马南逃。
其他一些人员也陆续在名单上签字，准备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整个会议厅内一片忙乱，各种低声的议论和电话联系声此起彼伏。
徐宗尧却始终坐在原位上，没有任何行动。
当王蒲臣拿着名单走到他面前时，他摇了摇头说道："王督察，我需要时间考虑。这么重大的决定，总不能匆忙做出。"
王蒲臣有些不满地说道："宗尧，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考虑什么？难道真的要等着共产党来抓你吗？"
徐宗尧平静地回答道："我刚接手北平站没几天，很多工作还没理清楚。如果就这样一走了之，岂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再说，共产党的政策我也听说过，对于投诚人员似乎还是比较宽大的。"
这番话让王蒲臣更加不悦，但他也没有继续勉强，匆匆离开了会议厅。
徐宗尧离开怀仁堂后，心中思绪万千。
他知道，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而自己必须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他立即前去寻找池峰城，希望通过他将傅作义签署和平协议的消息尽快传达给中共方面，但由于时间紧迫，没能找到关键的联络人。
当晚，北平城内的各个特务机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许多人连夜收拾行装，准备跟随大队人马南逃。
电报机房里发报声不断，各种紧急联络此起彼伏。
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各级官员都在忙着联系自己的上级或者下属，询问具体的安排。
整个特务系统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要彻底崩溃了。
1949年1月23日黎明时分，北平城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中。
远处传来飞机起降的轰鸣声，那是从南苑机场方向传来的。
杨清植、王蒲臣等保密局高级官员已经在凌晨4时许就匆忙赶到机场，搭乘南京方面紧急调派的专机仓皇南逃。
机场跑道上停着三架军用运输机，这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撤离北平高级官员而专门派遣的。
登机的队伍中除了特务系统的人员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总共大约150人。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不安，行李箱里装着匆忙收拾的贵重物品。
随着最后一架飞机升空消失在云层中，整个保密局系统瞬间群龙无首。
那些没有来得及登机或者不符合撤离条件的中下级人员，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迷茫之中。他们聚集在各自的办公地点，激烈争论着该何去何从。
有人主张继续坚持，等待可能的援军；有人建议化整为零，各自想办法逃命；还有人提出就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整个特务机关内部一片混乱，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和建议此起彼伏，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统一的主张。
1月24日下午1时许，情况达到了最为紧张的程度。
位于南池子缎库胡同的保密局北平支台内，聚集了50多名保密局工作人员。
这个支台是保密局北平站最重要的通讯枢纽，负责与南京总部和其他各地分支机构保持联系。
支台内的气氛异常紧张，几十名工作人员围坐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各执己见，情绪激动。
有人拍桌子，有人大声争辩，现场的秩序几乎失控，眼看就要发生肢体冲突。
就在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北平交通支台的台长突然冲进会议室。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平时以强硬著称，此时却满脸惊慌失措的表情。
他对着在座的所有人大声喊道："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难道真的要投降共产党吗？我们是国民政府的正规机构，怎么能够背叛党国？"
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所有人都停止了争论，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这个不速之客。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仿佛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支台台长阎守仁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赶紧走到电话机旁，颤抖着手指拨通了徐宗尧的电话号码。
"徐站长，您快来一下，这里的情况有些失控了。大家争论得很激烈，需要您来主持大局。"
半个小时后，徐宗尧匆匆赶到了缎库胡同。
当他推开会议室的大门时，看到的是几十双充满期待和不安的眼睛。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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