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国家眼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坑欧洲”这件事上都保持着高度一致性。从“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到俄乌冲突,近十年来,美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给欧洲“挖坑”来套取利益。
然而,即便被当作“冤大头”,欧洲国家除口头谴责外,至今也未曾对美国采取过对等的报复措施。美国之所以能在欧洲为所欲为,重要原因在于它通过北约控制了欧洲的安全命脉;而欧洲人愿意接受这种控制的根源,则是他们过去的好日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的再造之功。
二战后的欧洲,不是濒临破产,就是已然破产。这场战争造成超过3600万欧洲人死亡,男性劳动力锐减,主要参战国无一幸免,皆沦为一片废墟。在同盟国一方,因迅速投降而相对免遭战火蹂躏的法国,工业产值较战前下降60%,农业产值仅为战前一半,曾经发达的铁路系统在战后几近瘫痪,75%的港口在战争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遭受纳粹德国海上与空中攻击的英国,不仅本土数十万平民伤亡、逾百万座建筑被毁,曾经富甲天下的大英帝国还因二战背负30亿英镑贷款,黄金储备也基本通过债务关系转移至美国。作为战争元凶的轴心国一方,所受打击与惩罚更为惨重。在意大利,大量文化遗产毁于战火,北方主要经济区屡遭摧残,以米兰、威尼斯、维罗纳等为核心的北意大利城市群,战后产值仅为战前的两成。
遭受盟军打击最甚的德国,本土工业产能不足战前30%,全国近半建筑被摧毁。因战争夺走大量青年生命,面对满目疮痍的柏林,当时的德国人甚至认为,单是清理瓦砾就需要20年。
对同盟国而言,1945年是胜利之年;但对欧洲文明来说,这一年却是其发展史上的谷底。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积累的数百年优势,被战争彻底摧毁。当时的欧洲人不仅不相信自己能重返昔日巅峰,甚至觉得欧洲将长期落后于未受战火波及的南美、印度等地。
然而事实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便已完成经济重建。西方阵营中的欧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远高于苏联,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一些袖珍国家更凭借极高的国民收入,成为至今令人称羡的典范。
欧洲人能在战后迅速过上好日子,本质上是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美国已做好准备帮助欧洲复兴。这次演讲之后,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
短短三年,美国向16个欧洲国家及地区,以及当时被划入亚洲的土耳其,提供了总额逾1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巨款成为战后欧洲复兴的关键。按购买力计算,它相当于今天的1500亿美元,但对欧洲的实际影响远超这一数字,约折合今天的1.2万亿美元。
这一换算从何而来?让我们回溯至马歇尔计划启动的三年前。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已预见到,要实现世界霸权的平稳过渡,必须由自己主导战后欧洲的复兴进程。要引领欧洲走出战争阴影,除了经济援助,还需建立以美元为主导的稳定货币体系。
1944年7月,美、苏、中、法等国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签署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文件,构建起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性经济框架。该体系的基石,是当时美国握有的占全球75%以上的黄金储备。
根据协议,1美元可兑换0.89克黄金,各国依此确定本币与美元的汇率,所获美元援助亦可按黄金价值兑换美国商品。以当今金价折算,美国1948—1950年间为欧洲提供的130亿美元援助,约合今天的1.2万亿美元。
这笔援助的直接效应,是使欧洲在短短三年内创下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1948——1952年,受援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逾10%,农业产值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而美国对欧洲复兴的帮助,远不止这130亿美元的直接投入。
在美国影响下,以英国、西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在战后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建立医疗、养老、失业等制度性保障体系。这不仅在当时释放了欧洲工人的生产力,也为日后“福利国家”的建设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为应对苏联威胁,美国于1949年牵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北约。尽管北约的成立大幅削弱欧洲国家的防务自主权,但在美苏争霸背景下,美国通过北约主动承担西方阵营的主要军事责任,使西欧军费降至战后最低水平,为经济复苏与生活水平提升创造条件。
到60年代末,仅西方阵营控制的西欧地区,GDP总量已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均GDP超过美国的六成,是东欧及苏联的两倍以上。依托较高经济水平与宽松的国防支出环境,西欧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福利体系,整体贫困率首次降至10%以下,欧洲人迎来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而这样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启。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提出时,美国国内已意识到其本质是“用金钱换霸权”。二战后的黄金时期,援助欧洲、维系北约对美国负担不重;但随着冷战加剧,与苏联争霸的投入日增,加之越南战争等对外干涉,美国财政压力陡增、美元大量外流,终因黄金储备不足,无力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体系随之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另一面,是美元与原油挂钩,形成“石油美元”体系。尽管阿拉伯国家在70年代曾以石油为武器反击西方,但石油贸易的繁荣本质上依赖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因此,70年代的摩擦过后,中东至西欧的廉价能源贸易迅速恢复。
在石油美元体系中,作为发达工业国的欧洲,可用出口工业品换取美元,再用以购买中东廉价能源,这条链条实质上是美国“吃肉”、欧洲“喝汤”,而为欧洲提供原材料与劳动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沦为新的“冤大头”。但正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让欧洲工业国得以“喝汤”享福:依靠北海油气崛起的挪威,从北欧穷国一跃跻身“人间天堂”;依托国际组织总部与金融业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也充分享有美国秩序下的小国红利。
上世纪末,欧洲人均GDP虽略低于美国,但因军费低、福利完善,整体生活水平达人类历史峰值。以2000年左右的德国为例,正值欧元与马克交接期,统一仅十年的德国仍需向东区大量补贴,税负高达月收入约40%。即便如此,德国工人实得时薪约9欧元,可买1升牛奶、1斤面包、1斤苹果和1斤猪肉,余资还能为汽车加2升油。一些欧洲小国的生活水平甚至优于德国。
相较于尚处经济爆发前夜的中国,以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南亚、非洲,宛若“人间天堂”的欧洲,自然以实际行动支持塑造这一秩序的美国。然而,当美国逐渐意识到,自身经济困境不仅源于产业外流,还因欧洲“喝的汤”中掺杂了太多本属美国的“肉”时,欧洲在美国主导秩序下的好日子,终于迎来了终结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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