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何以成为夏文明的关键证据，而非“边缘例外”
作者｜翁卫和
一、争论必须回到一个被刻意回避的问题
关于三星堆与夏文明的关系，主流讨论长期停留在三个层面：
年代是否吻合、族属是否可定、是否能“纳入中原体系”。
但这些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
“中原即文明中心，其它地区只能是附属或变体。”
问题在于：
如果这个前提本身是错误的，那么所有围绕三星堆的“纳入式讨论”，从一开始就走偏了。
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夏文明的王权形态，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被“识别”的？
二、中原礼制型王权，无法承载尧舜禹的形象叙事
尧、舜、禹在文献中的形象，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共同特征：
他们首先被描述为“身体异相之王”，而非“礼器等级之王”。
“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并非文学夸张，而是一种王权可视化机制——
通过身体结构，标识其“天命在身、异于常人”。
然而，考古学中所谓“中原王权模式”呈现的，却是另一套逻辑：
• 以空间轴线确立等级
• 以器物组合区分身份
• 以宗庙礼制完成政治合法性
身体形象，在中原体系中并不承担王权识别功能。
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如果尧舜禹的形象叙事真实存在，它们就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去身体化”的礼制体系中。
三、三星堆：唯一保存“身体—神性—王权”体系的文明
与中原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星堆。
三星堆并非偶然出土几件“怪异人像”，而是系统性呈现出：
• 被反复强化的眉部结构
• 明显异于常人的双目形态
• 被刻意放大的贯通式耳部
这些特征并不出现在普通人像或陪葬体系中，而只集中于具有神王性质的人像之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三星堆文明中，
王权不是靠“礼器编号”，而是靠“身体异相”被识别。
而这，恰恰与尧舜禹的文献形象完全同构。
四、“中原中心论”的方法论困境
当主流考古学坚持以中原礼制模型来反向解释三星堆时，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方法论死结：
• 一方面承认尧舜禹是夏文明的核心叙事
• 另一方面却否定承载这些叙事形象的唯一考古体系
结果只能是：
要么承认文献是虚构的神话
要么承认三星堆只是“不可解释的例外”
但还有第三种可能，长期被排除在讨论之外：
中原礼制王权，是夏之后的“制度化结果”，而非夏的原始形态。
在这一框架下，三星堆恰恰保存了夏王权尚未被彻底礼制化之前的原型结构。
五、结论：三星堆不是“能否纳入夏”，而是“如何重新理解夏”
因此，问题不应再是：
三星堆是否属于夏？
而应是：
如果夏文明真实存在，它最初的样子，是否正是三星堆所展示的那种形态？
在这一意义上：
• 三星堆并非中原文明的边缘
• 而是夏王权“身体—神性—祖先崇拜”阶段的关键实证
中原礼制文明，
不是夏文明的起点，
而是夏文明被重构、被制度化、被去神性的结果。
结语
三星堆之所以不断“挑战既有结论”，
不是因为材料怪异，
而是因为它暴露了一个长期未被反思的前提：
我们是否一直在用“周以后的国家模型”，去反推“夏之前的文明形态”？
一旦这个前提被松动，
三星堆不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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