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北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就有了动静。
红果舞厅的卷闸门“哗啦”一声拉开，门口那盏褪了色的红灯笼晃了晃，映着门楣上“文明跳舞，欢乐共享”八个歪歪扭扭的字。
刚过七点，几个拎着布袋子的老头就排上了队，掏五块钱买张门票，揣进兜里，径直往里走，熟门熟路得像回自己家。
张大爷就是其中一个。今年六十四，刚退休两年，退休金三千四百多块，不算多，但他舍得花。
“在家闷得慌啊，”张大爷往茶座上一坐，冲服务员喊了声“来杯热茶”，声音带着沈阳人特有的敞亮，“老伴走得早，孩子在南边上班，家里就我一个人，对着墙说话都没人应。这儿多好，热闹，还能跟人唠两句，花点钱买个舒心，值！”
他说着，从布袋子里掏出个小收音机，拧开，里面放着老评书，却没开多大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舞厅入口，等着舞女们来。
七点半光景，舞女们陆续进场了。
有的穿碎花连衣裙，裙摆随着脚步晃悠，有的套着宽松的针织衫配牛仔裤，头发梳得溜光，脸上都抹了点淡妆，看着干净利索。
红果舞厅里的舞女，大多是四十往上的大姐，最年轻的要数李姐，刚四十出头，算是舞女里的“年轻人”。
她每天骑着电动车来，车筐里放着个保温桶，里面是给孩子带的午饭。
“孩子上初中，补课费贵得吓人，”李姐找了个空座位坐下，从包里掏出小镜子补了补口红，“我以前在服装厂上班，后来厂子黄了，没别的本事，就会跳两步，来这儿跳舞，挣点补课费，不偷不抢，踏实。”
舞厅里的灯不算亮，甚至有点暗，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水泥墙，桌椅都是旧的，有的凳子腿晃悠着，垫了块砖头才勉强站稳。
地上偶尔能看到散落的烟头，空气里混着烟味、汗味，还有茶座飘来的淡淡茶香，说不上好闻，但来这儿的人都习以为常，没人在意这些。
八点刚过，音乐响了起来，是老迪斯科的旋律，“咚咚咚”的鼓点敲得人心里发颤，灯一暗，四十来岁的大姐们就自动站成了一排，脸上带着笑，眼神往男人们这边瞟，等着人挑。
红果舞厅的规矩明码标价：跳一小时给五十，两小时一百，要是就跳两曲，十块二十块也成；
茶座三十块钱一小时，点杯三块钱的茶水能续杯，舞女陪着坐会儿，再给五十块服务费就行。
来这儿的男人，大多是退休老哥和外地打工汉，兜里没几个钱，来这儿也不是图别的，就想找人晃晃，买几分钟不孤单。
“有人说这地方像旧上海，我看更像深夜食堂，”张大爷眯着眼看着舞池里的人，慢悠悠地说，“只不过人家端上来的是饭，这儿端上来的是拥抱和眼神，都是解闷的玩意儿。”
他招手喊李姐：“小李，过来跳两曲！”李姐立马起身，笑着走过去，两人走进舞池，跟着音乐的节拍晃了起来。张大爷的舞步不算灵活，但踩得挺准，李姐顺着他的节奏，时不时跟他唠两句：“张大爷，昨天没来啊？是不是家里有事？”“可不是嘛，孩子打电话让我去看看他，折腾了一天，今天特意早点来，就想跟你跳两曲。”
舞池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六十多岁刚退休的，浑身是劲儿，跳得满头大汗，脸上笑得比谁都灿烂；
有七十岁左右的，不服老，搂着舞女的腰，步子虽然慢了点，但精气神儿十足；
还有八十岁的老王头，拄着棍儿来的，身体还算硬朗，舞女小张特意过来扶着他，慢慢晃悠，“王大爷，您慢点，别着急，咱跟着音乐走。”
老王头咧着嘴笑：“没事儿，我这身子骨还行，一周来三回，越跳越精神。”
红果舞厅的退休老头，按收入能分成三个档次。
第一档是退休金七千块以上的，算是这儿的“土豪”，花钱大手大脚，一掷千金，一次花个四百五百不心疼，舞女们都围着他们转。
住在和平区的刘大爷就是这样，退休金八千多，每次来都找两三个舞女陪着，又是跳舞又是坐茶座，临走还得给舞女们发点小零食，“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开心最重要！”刘大爷说话嗓门大，底气足，身边总围着一群舞女，听他讲年轻时候的风光事。
第二档是退休金四千块左右的，像张大爷这样的，不算富裕但也不差钱，花钱不算抠，但也不会太铺张，每天花个一百两百，跳跳舞、聊聊天，乐在其中。第三档是退休金两千块以下的，大多是工厂退休的老工人，兜里紧巴巴的，有的抠抠索索，跳个十块二十块的就舍不得再花了，有的更省，就买张五块钱的门票，在旁边站着看热闹，看别人跳舞、聊天，自己也跟着乐呵。
除了收入，退休老头们上舞厅还分两种情况：单身的和有老伴的。
单身的老头，那真是无法无天，自己说了算，想跳多久跳多久，想找哪个舞女就找哪个，谁也管不着。
家住皇姑区的老赵就是单身，每天从开门待到关门，中午就在舞厅附近的小饭馆吃碗面条，花个十块八块，一天下来能花两百多，“没人管我，自在！”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搂着舞女跳慢三，脸上得意洋洋。
有老伴的老头，就得多点心眼，偷偷摸摸的，怕家里人发现。
老陈今年六十八，退休金五千多，有老伴，但他总爱来舞厅，每次来都得跟老伴说“去公园遛弯”“跟老伙计下棋”。
他每次只跳一个小时，花五十块钱，然后赶紧回家，“万一被老伴发现，就得跪搓衣板咯！”老陈说着，自己先笑了，脸上带着点心虚，又有点窃喜。
身体状况也把老头们分成了两类。身体好的，自己走道来去自由，有的甚至能骑自行车来；
身体状况不好的，拄着棍儿，也照样来，有的条件好点，舞女会主动去接送。
七十九岁的老杨就是这样，腿脚不太方便，拄着个拐杖，李姐每天早上会骑着电动车去接他，晚上再送他回家，“老杨头人好，虽然跳得慢，但每次都给我小费，我接送他也方便，顺便赚点跑腿钱。”李姐说。
红果舞厅里的舞女，大概有两百多号，男人能有四五百，天天爆满。
不管是刚来的新手，还是跳了好几年的老手，都能接上活。
舞女们也有自己的门道，会来事的，比如穿蓝上衣的王姐，每天给老头们递烟倒水，陪着唠家常，记住每个老头的喜好，比如张大爷爱听评书，老赵爱喝浓茶，老陈喜欢聊历史，所以她生意最好，一天能挣七百多，比别人多不少。
“王姐是真厉害，”李姐一边给张大爷续茶水，一边说，“她记性好，哪个老头有高血压，哪个老头不能吃辣，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说话也敞亮，老头们都愿意找她。”王姐听见了，笑着回过头：“咱就是凭良心做事，老头们来这儿是图开心，咱伺候好了，他们舒心，咱也能多挣点，双赢！”
中午十二点到两点，是舞厅的高峰时段，茶座全坐满了，男人们抢着买座，有的甚至为了个靠窗的位置争两句，但也不会真生气。
舞池里更是挤得满满当当，老迪斯科的音乐一直响着，灯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有的男人跟舞女跳得兴起，还会哼起歌来，虽然跑调，但没人笑话，反而有人跟着一起哼。
吸烟室里烟雾腾腾，几个老头叼着烟，聊着舞女们的八卦。“昨天王姐挣了七百，比上周多一百，”
老王吸了口烟，吐着烟圈说，“我看她今天穿了件新裙子，肯定是生意好，换了身行头。”旁边的老赵接话：“那可不，她服务周到，说话又中听，老头们都愿意给她花钱。不像有的舞女，冷冰冰的，跳两曲就想走，谁愿意找她啊？”
这些闲人每天待在吸烟室，舞女的年龄、挣钱多少、服务好坏，门儿清得很，就像说自家亲戚似的。
有人骂红果舞厅低俗，说这儿乌烟瘴气，不是正经地方。
但来这儿的人都不这么觉得。“低俗啥啊？”张大爷不乐意了，“咱花自己的钱，跳自己的舞，不偷不抢，不坑不骗，比那些躲在键盘后面骂人的键盘侠高尚多了！”
李姐也点头：“靠跳舞换口饭吃，没啥丢人的，我凭自己的劳动挣钱，给孩子交补课费，心里踏实。”
舞厅里的老头们，不管有钱没钱，都很注意形象。
没人拎着水壶来，觉得那样有损形象，显得穷嗖嗖的。
他们都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有的甚至会特意穿上新衬衫、擦亮皮鞋，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舞女。“咱虽然老了，但也得有面儿，”
张大爷拍了拍自己的衬衫，“来这儿是找乐子，不是让人笑话的，穿得体面点儿，自己也舒心。”
下午三点多，舞厅里的人渐渐少了点。张大爷跟李姐跳了两小时，给了一百块钱，又花三十块钱坐了会儿茶座，喝了三杯热茶，起身准备回家。“小李，明天我还来啊，”
张大爷挥挥手，“你还得陪我跳两曲。”
李姐笑着答应：“好嘞，张大爷，我明天早点来等你！”
老陈也偷偷摸摸地起身了，看了看手表，“得赶紧回家了，不然老伴该起疑心了。”他快步走出舞厅，把门票揣进兜里，低着头往公交站走，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李姐送走张大爷，又接了个活，跟一个外地打工汉跳了两曲。
打工汉三十多岁，来沈阳打工半年多，想家了，就来舞厅坐坐。“大姐，你跳得真好，”打工汉有点腼腆，“我想家了，跟你聊两句，心里舒服多了。”李姐笑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想家了就来这儿坐坐，有人陪你唠唠嗑，别一个人憋着。”
傍晚六点，舞厅的音乐停了，灯也亮了起来。
舞女们陆续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有的数着今天赚的钱，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有的揉着腰，跳了一天，累得够呛。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清扫地上的烟头，擦桌子，补茶水。
红果舞厅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卷闸门又会“哗啦”一声拉开，红灯笼依旧摇晃，拎着布袋子的老头们又会排起队，舞女们也会准时进场，老迪斯科的音乐还会响起。
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退休老人对陪伴的渴望，有舞女对生活的努力，有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坚守。
有人说，红果舞厅是全沈阳最火的低档舞厅，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但只有来过这儿的人才知道，这里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五块钱的门票，买的不是舞蹈，是不孤单；明码标价的服务费，换的不是拥抱，是片刻的温暖。
退休老人们撑起了这里的一片天，舞女们靠着自己的劳动挣生活，各取所需，互不打扰，这就是沈阳红果舞厅的真实模样，不装不演，实实在在。
就像张大爷说的：“日子嘛，怎么舒心怎么过。红果舞厅这地方，虽然破，但它能让我开心，能让我觉得自己还没老，这就够了。”
在这座繁华又冰冷的城市里，红果舞厅就像一个小小的港湾，收留着那些需要陪伴、需要温暖的人，用五块钱的门票，承载着普通人最朴素的快乐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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